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2)09-0005-06 冷战以后国际史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对世界史(World History)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关注不断加强。学界一般认为，“全球史”与“世界史”往往重叠，但全球史更倾向于研究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时代，指的往往是20世纪最后30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世界史则可以把对前现代化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包括进来。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不断关注用跨国的和全球的方法研究过去，形成了“全球史”这样一个有别于旧的世界史的史学流派或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在历史观、研究对象、历史分期和研究方法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在运用全球史方法进行“大范围的互动研究”方面有诸多成果问世。上述趋势显然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同时也有重要的启发。教育史学者应关注国际史学发展的这种新趋势，并考虑如何加以应对和借鉴。 一、作为史学流派的全球史及其研究主题 全球史有别于旧的世界史，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是一个史学流派，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1955年，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其《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首倡全球史观。1964年，他在《当代史导论》一书中提出的当代史和全球史研究的宏观体系，集中反映了其倡导的全球史观。1978年，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1](P193)。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史学流派的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不断发展，涌现出众多的通史和专题研究论著。1982年，美国成立了世界史学会。2006年，英国开始出版《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刘新成注意到，全球史“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越出美国，走向世界”[2](P1)。全球史最著名的实践者是美国历史学家杰里·H.本特利(Jerry H.Bentley)。夏继果与本特利主编的《全球史读本》编入的17篇论文基本反映了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直到今天全球史的发展历程，也解答了人们对于全球史的诸多疑问。在该文集的导言中，夏继果介绍了全球史的含义、研究的必要性及该文集的主要内容等，对于研究教育史的学者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全球史与旧世界史的区别。杰里·H.本特利在《新世界史》一文中指出，“世界史”这个术语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思是不同的：第一，它可以是对于全部世界历史进程的概述；第二，它可以只是外国历史——本国之外的世界的历史；第三，它可以具有某种形而上学的意味，即一些历史学家从历史记载中发掘其哲学意义的努力；第四，它也可以有着强烈的宏观社会学意义，反映了跨学科的依附经济学和世界体系分析的影响；第五，越来越多的人更赞成“世界史”代表着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不同方法。“它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考察世界各民族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当然也不意味着必须考察某一时段所有民族的历史，而是指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跨越社会的边界来清晰地比较历史经历，或者考察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或者分析超越多个个体社会的大范围历史发展模式与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史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3](P45)。 新兴全球史倡导整体史和互动史的理念。研究全球史的学者一般认为，全球史是一种研究方向，研究超越欧洲和西方及关注所有地区和时代的人类历史，重在对全球交织的多样性展开经验研究，揭示与这种交织联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全球史研究者试图从世界各地区人类社会的交往史入手，通过跨文化、跨地区等各种精神和物质交往互动现象来考察人类历史进程。全球史研究的核心理念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刘新成在梳理全球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列出了“互动”的八种方式：(1)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与“共生圈”；(3)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7)生态史和环境史研究；(8)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2]。 从历史学研究的主题来看，近代以来，传统的西方史学专注于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民族国家始于近代欧洲，是为摆脱教权控制而产生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欧洲国际格局。此后，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单位和主要行为者。与此同时，与历史学科专业化发展相一致，研究的重点也日益狭窄，从各地区文化史转向了西方民族国家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把学校变成了国家崇拜的场所。杰里·H.本特利认为，民族国家的确是历史分析中的重要单位，为考察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问题提供了背景，对于理解超出民族国家本身之外的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全球史研究者看来，历史经历不仅是个体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跨民族、政治、地域和文化等界限的许多大范围进程的产物。他指出：“最近几十年时间里，全球历史分析已消除了历史仅仅属于民族国家或者其他表面上连贯的个体社会的观念。全球史虽然承认文化独特性、排外性的民族认同、地方知识和具体某些社会的发展经历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同时也已超越了专业历史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这些问题，明确将大范围进程纳入历史关注问题之列。”[3](P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