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一道极为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技术进步的速度总是无法持久地超越人口自然增长率,经济增长的结果表现为人口增加,而不是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成功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的束缚,产出增长率开始超越人口增长速度,技术变革与经济发展不再单纯表现为人口的增长,而是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所说,“事实却是,在18世纪80年代生产力的确有了一个惊人的进步,正如现在的经济学家所称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发展阶段的起飞。更明确地说是,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生产出大量商品,以致它不再依赖现有的需要,而是创造出新的需要”。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 (1)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既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2)为什么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而不是荷兰,或者中国?(3)为什么在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开始走上库兹涅茨型增长路径?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将首先回顾一下工业革命前的全球市场,只有全球化的视角才能解答问题1;随后,我们从英国的特殊经济环境中寻找问题2的原因;最后,我们看一看工业革命是如何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 一、工业革命前的全球市场 弗兰克在1998年绘制了一张1400年至1800年的全球贸易路线图。我们将围绕这张图展开对全球市场的描述。
资料来源:弗兰克(1998:106)。 图1:主要的环球贸易路线(1400-1800年) (一)欧亚大陆市场 欧亚大陆很早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独立经济单元,大陆两端的经济联系和技术传播至少在公元前就已经存在了,古代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构成全球市场的最早雏形。19世纪末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德·霍芬在中国的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时,看到从东面来的商队,便想这是否就是古代运送丝织品的通道呢?他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的第一卷中第一次将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此后这一称谓便被广泛地用于泛指古代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贸易之路。丝绸之路总的来说可以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陆路又可分为沿中亚、天山以北草原的草原之路和沿天山以南的绿洲之路两条,其中,绿洲丝路又分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西域北路和南缘的西域南路。海路则指从中国南部经印度、波斯湾抵达红海。 在全球市场发展的早期,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平并无明显的差异,这一点可以从人口增长对比中看出。表1显示,在公元1000年左右,欧亚大陆的两侧,欧洲和中国的人口分别为4200万人和7000万人,两个地区的面积相差不多,表明人口密度也相差不多。1000-1300年间,欧洲的人口增长还略微高于中国。欧洲人口在1300年时达到7300万人,300年间增长了74%,而中国同期的人口增长仅为41%(达到近1亿人)。这种增长的差异很可能是由于欧洲人口基数小,这一时期又恰好处于战后恢复期的缘故。
资料来源:Bennett,M.K.(1954)。 图2:中国人口增长率变化 从14世纪开始,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在欧洲,由蒙古人入侵带来的鼠疫病毒引发大规模的黑死病灾疫,人口规模在14世纪末反倒比13世纪末下降了近40%;而同期的中国,由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市场,继续保持了平稳的人口增长率。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开始加速(见图2),百年增长率从13~16世纪非常稳定的11%~13%的增长率迅速加速到超过40%,18世纪的增长率更是达到57%。 在1300年时,中国和欧洲的总人口相差不多,分别为9900万人和7300万人,但在随后的400多年中,中国保持了稳定的政治局势,而欧洲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遭受战乱和瘟疫的侵扰。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造成欧亚大陆两端的人口密度在18世纪初期已经相差悬殊,中国的人口规模是欧洲的两倍左右。Kremer(1993)的模型很好地预测了人口规模带来的影响:人口越多,进行发明创造的人越多,技术进步也就越快。中国拥有的庞大人口基数和连续的人口增长使中国能够在斯密增长模型中保持较长时间的技术优势。中国在瓷器、棉、纺织品、丝绸的欧亚贸易中,长期居于垄断地位。 中国所拥有的技术优势在Zurndorfer(2004)描述的棉纺织贸易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中国在棉纺织业上属于后来者,棉花种植是经由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由于棉花与中国原有织物丝绸构成竞争,因此直到宋朝(960-1279年)由于向辽、金交纳岁币引起丝绸紧缺,才开始在全国逐渐推广种植。明代以前,中国的棉纺织物基本只用于国内的消费,与国外织物并无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到18世纪,产于松江府的本色棉布由于其精湛的品质成为欧亚贸易中的重要出口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