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543(2012)01-0012-07 《自由中国》杂志原本拟在上海创刊，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便成了1950年代岛内最为重要和最受瞩目的一份刊物。《自由中国》最初以胡适作为名义上的发行人，后来由雷震统一担任发行人和社长。它虽然是一份政论性的半月刊，但同时也开辟经济和文艺类栏目。在风雨飘摇、极度威权统治的年代里，《自由中国》集结了一批在民国时期就一直秉承五四思想、苦寻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正如《自由中国》一大思想台柱——殷海光所自命的一样，这群知识分子其实都是“五四后期人物”，他们“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有份遭受到寂寞、凄凉和横逆”。[1]虽然《自由中国》宣扬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早已备受关注，但它所蕴含的经济思想，尤其是这些五四后期人物关于经济自由的思考与摸索，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意义。现在对《自由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还非常少，本文将追溯和介绍《自由中国》经济思想的探索历程和主题内容，从而探讨其特殊的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自由中国》的特点及其经济思想的探索历程 研究《自由中国》的经济思想，不得不先注意到《自由中国》本身的特点对它的经济思想和探索历程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1.《自由中国》的特点及其对经济思想的影响 首先要注意到的是，由于《自由中国》是政论性刊物，因而它对经济类文章的采选和发表自然有别于纯粹的经济类刊物，它并不旨在传播和介绍经济学原理，也不以提供经济分析、为当局或企业界出谋划策为目的，实际上，不论是刊载政治、经济类的文章乃至文艺类的散文、小说，不论是探讨理论性的问题或品评时势，《自由中国》都始终如一地追随着这样一种理念：“我们要向人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这是胡适于1949年秉承五四精神为拟将创刊的《自由中国》所撰写的首要宗旨，这段话此后被刊载在每一期的《自由中国》上，以标示《自由中国》的宗旨和努力方向。无疑，这一宗旨直接促成了《自由中国》反对极权、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倾向，但它同时也对《自由中国》的经济思想赋予了相应的理念诉求，它意味着《自由中国》不会只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要去寻求符合民主自由、与民主政治相匹配的经济，从而在整体上探索一个自由的中国。 其次，由于《自由中国》主要是一份人文性质的刊物，因而要理解其经济思想还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学专业的眼光。一方面，《自由中国》在政治、哲学等领域的深入探讨有着骄人的成绩。战后基于法西斯极权带来的惨痛教训，西方世界开始重新思考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的问题，有秩序的个人主义重新得到正名，古典自由主义也由此复兴。受此影响，《自由中国》对个人与国家的价值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持续的思考，如张金监《个人自由底社会价值》(第2卷7期)，罗鸿诏《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第8卷1期)，许冠三《关于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第9卷2期)，殷海光《政治组织与个人自由》(第10卷2期)，等等。这些文章虽然都不探讨经济问题，但从理论本质看来，这些探讨所涉及的个人自由、个人价值等政治与哲学观念，却为自由经济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从作者群本身的知识结构来看，为《自由中国》撰写经济文章的作者群也并不局限于经济学专业，而是具备多元化的人文学科背景。以《自由中国》的编委为例，在撰写经济评论的主笔中，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夏道平和时任台湾银行总经理的瞿荆州都是经济学出身，但发表经济类文章数量较多且思想成就突出的戴杜衡，却是民国时期蜚声国内文坛并曾与鲁迅进行过笔战的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他是到香港和台湾以后转而钻研经济学并卓有成就的。以社外撰稿人而言，除了专门研究金融、货币、财政、外贸等问题的赵冈、陈式锐、刘国增等经济学者以外，哲学、政治学、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张君励、王聿修、金承艺等人也在《自由中国》发表过经济评论。另一位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撰稿人周德伟，他虽然是著名经济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作为哈耶克的亲传弟子，他还将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引介给殷海光，殷海光以边译边注的形式将译文连载于《自由中国》第9～11卷相关各期，而哈耶克正是一位熔经济学、法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研究于一炉的自由主义大师，他的思想理论对《自由中国》各个学科背景的撰稿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广泛深入的人文探讨加上作者群多元化的人文知识背景，也为《自由中国》的经济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2.《自由中国》经济思想的探索历程《自由中国》的上述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其经济思想的探索历程。在创刊初期，虽然已有明确的办刊宗旨作为指引，但什么才是符合民主自由的经济呢？对此，《自由中国》一开始并没有清晰的概念。由于受当时以“经济平等”为号召的苏俄计划经济的影响，以及与国民党当局尚处于交融期，《自由中国》早期多数文章是将“经济平等”与“经济自由”不分先后、混合并举的，如曾虚白《“自由”“民主”“社会”三主义合论》(第2卷6期)，王师复《经济社会化的政策性》(第2卷7、8期)，等等。当然，还有明确提倡自由经济的论述，如戴杜衡《论经济的国权主义》(第2卷6期)、《从经济平等说起》(第7卷8期)。这种混杂的局面表明：对于经济自由或不自由，早期的《自由中国》并没有像对政治民主不民主那样存在泾渭分明的主张，以至于民国时期力倡统制经济的罗敦伟也曾在《自由中国》上发表文章谈论相关看法。 但是，由于受到追求民主自由这一根本立场的牵引，并随着《自由中国》在探索自由民主的道路上逐渐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破裂，这样一个混杂的局面终于还是向着经济自由的方向收敛。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人文探讨起了基础性的推动作用。战后初期，国民党当局为了完成“反攻复国”的计划，在国防事业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因而引发了台湾经济“以军事害财政”、“以财政害经济”的严重困境，当局一再发出“国家至上”之类的号召来加以掩饰。对此，《自由中国》经由前述关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多次讨论，达成了“个人自由”与“个人价值”应为人类最高诉求的共识：“国家之最可实征的一面，是一个一个的个人，个人是国家的根本。”“近代国家是一法治组合。先有个人，然后才能有法治组合。”[2]“国家只是手段，绝不是目的；国家只有在为人类增进幸福上有其意义……”[3]这种哲学和政治的认识既是针对当时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解构，也为解构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经济管制——开辟了道路。 在这一认识论的基础上，殷海光译注的哈耶克《到奴役之路》在第9～11卷的连载成为一个有力的触发点和鲜明的转折点。《到奴役之路》是哈耶克根据奠基于个人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批判统制经济致使个人自由丧失的理论著作。殷海光对该著作译注式的连载，如同在遍布火种的草原上刮起了一阵猛烈的旋风，迅速燃起了《自由中国》各个学科背景的作者对经济自由的强烈主张。即使是对经济学理论所知寥寥的殷海光，也在《到奴役之路》的译注中表现出对经济自由的肯定和醒悟，认为“若就政治情况而言……在今日的东方，若行中央管制，有而且只有加速新奴隶社会之建成”[4]，并把控制民众消费和私人生活的管制称为“百分之一百的经济的父权主义”。[5]而曾经倾心于苏俄计划经济体制的远在美国的胡适，在1954年读了殷海光译注的《到奴役之路》后也对自己过去的相关认识表示了“公开忏悔”。[6]自此以后，《自由中国》采选和刊载的各篇经济文章都统一指向了经济自由，在1955年的社论中，《自由中国》明确表示：“对于政治经济问题我们一向有些坚定不移的信念，其中我们认为政治民主是要以经济自由为基础的。”[7]由此，《自由中国》终于统一、完整而且鲜明地树立起了自由主义的大旗，在1950年代的台湾进行着它对于民主自由的理想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