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佃制度是有效的吗？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1)12-0076-012

      一、引言

      对中国农业绩效的考察，我们发现，制度性的因素的影响始终是巨大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每一次的土地改革，尤其是土地租佃制度的安排的变化都会使我国的农业产出发生明显的变化：1949-1951年的土地改革使中国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释放；其后的合作化运动阻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为了稳固家庭联产制度，1984年在《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我国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期应在15年以上，从而确定了家庭承包制的长期合法地位。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

      但是从1993年以后，我们却看到，中国的农业经济增长十分缓慢①。让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越增长，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越难改变？为什么经济越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②？现实的迷惑让我们不得不对既定的假设进行反思，是不是土地契约租佃本身就是缺乏经济效率的？如果是，土地改革的措施和目标将会是什么？

      二、模型的建立

      雷(Ray，1998)对租佃契约理论中激励问题的次优状态做过一个详细的研究，下面我们将遵循这个思路进行扩展，具体考察两种不同的契约形式。我们假设佃农的保留效用为，产出为Q，Q可以取两个值：“高”(H)和“低”(L)，这两个产出以一定的概率实现，其中，高产出又与佃农的努力程度有关。同理我们假设佃农的努力程度为e，e可以取两个值：e=1(努力)和e=0(不努力)，当佃农努力时，高产出的概率为p，而当佃农不努力时，高产出的概率为q，p＞q。当然，佃农付出高努力是有成本的，我们用E来表示成本，而佃农不努力时的成本为0。假设w是佃农获得的货币支付，那么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U(w)，U(·)是严格递增且凹的函数。为了使模型更加合理，我们进一步假设佃农的努力程度是私人信息，即是不可观测的，并且佃农是厌恶风险的。

      

      

      

      

      图1 最优契约解

      不管是图(1)中最优点S还是图(2)中的最优点A，其所对应的效用曲线VS均位于最优合同最优点F所对应的效用曲线VF之上。当佃农努力不可被观测时，地主预期回报低于完全信息时的情况，也就是说，地主为高努力提供激励是需要成本的(完全效率与地主的目标最大化不相容)。也就是说，所有的租佃契约都是效率损失的。

      三、1978-2009年的中国农业绩效

      新的农业制度或者说新的土地契约安排是从1978年末开始的。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以土地经营的联产计酬等多种责任制形态为制度变迁的始点，采用渐进、局部均衡，多样化发展的制度变迁方式，直至确立了家庭承包的基本经营制度，而这以后30几年的农地契约安排都可以认为是围绕着家庭承包制进行的修正和完善③。

      (一)农业绩效生产函数

      无论是在林毅夫(1992)还是在陈志刚(2005)的研究中，对于中国农业绩效生产函数都不约而同的设定为如(6)式所示的形式。

      f=f(K，L，T，F，Z) (6)

      在(6)中，K表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机械设备投入的总动力；L表示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总投入量；T表示农业生产中可用的耕地总面积；F表示农业生产中化肥施用总量；Z可以用于表征其他一些影响农业生产绩效的制度变量。

      陈志刚(2005)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地产权内部结构的演变对农地利用绩效的影响时候，建立了一个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C—D函数)形式的模型。因此，对(6)加以变形，借用C—D函数形式并对所有变量取常用对数，就得到了一个新的中国农业绩效生产函数，如(7)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