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1)09-0049-10 对于新中国农村体制的研究，传统观点倾向于国家逐步控制了农民经济活动。董国礼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认为土改后形成的农民私有制不是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也不是国家仅仅对土地产权自发交易过程中施加某些限制的结晶，而是国家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直接重新分配原有土地产权的结果。①周其仁也认为，国家通过土改把自己的意志铸入了农民私有产权，当国家意志改变时，农民的私有制产权形式就必须改变。②不过，国家与农村的经济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在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分配资源的持续性冲突中，“市场”本身就已经被政治领域所塑造。然而一旦它被塑造出来，就具有一种随机应变的自主性，其影响力远远不是行政力量所能约束的。③此种微妙在当代中国制度转型中尤为突出，因此简化政治环境、区域因素、历史前提的分析无法准确理解资源配置的情境与实质。 处于传统到现代、分裂到统一双重格局的新中国建立初期，乃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大转折，在内忧外患中艰难前行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获得了新的契机。1949年大一统带来了经济建设与强大动员能力的结合，以及集中力量展开有计划的变迁。新制度的嵌入，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国家权力与私人产权的博弈，奠定了新中国经济运行与决策机制的基本格局。国家期望通过土改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支持工业发展，进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扩大内需，然而提取剩余、扩展内需的供需结构矛盾通过何种手段或机制来解决？虽然国家的意图是塑造新的经济结构，但也不得不依据已有的基础和路径，在遵循偏好的同时进行弹性调整。 作为新中国经济规划的一个缩影，位于长江下游的苏南④近代以来呈现了土地流转频繁、城镇网络化、经济商品化的市场基础，具备优先实现工业化的良好条件。新中国建立后其发展路径被纳入与国家计划同步的轨道，但其导入机制的适应性与复杂性却值得重视。目前的讨论大多注重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变动，而较少从农民收支与农村市场的微观角度展开经济史的个案分析，未能真正从生产要素运行来剖析，从而揭示国家与产权、市场关系的深刻内涵。因此本文以档案史料为基础，对当时的农家经济、市场变迁展开细致探讨，体察国家资源配置的限度与农民反控制的张力，理解国家与农民、工业与农业交换体系的复杂性，从而厘清农村经济演进的背景和政府决策的内在理路，为新农村建设中处理产权与市场的关系提供镜鉴。 一、生产力约束：工业化目标下的农家收支结构 社会剩余的充分支配和使用构成了国家塑造经济与治理社会的物质基础。新中国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⑤国家通过废除地租和建立农民土地私有权获得了征税的合法权力，租税被整合为一体。而赋税和地租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对农产品的竞争关系。⑥相对固定的收成背后，实际上是一场有得有失的利益博弈。尤其是1953年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日趋紧张，本质上源于“一个地租被农民平分完毕的小农经济与雄心勃勃的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⑦以下将以苏南地区总体调查与村庄个案来检视农民的总收入、购买力、收支结构和投资水平变动。从当时为工业提供积累的角度来看，更能理解节余有限的农家经济与工业化目标的矛盾，以及资源配置方法的变化。 新中国建立初期农家经济既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继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就当时而言，新政权的巩固、土地改革的完成和社会的日益安定确实为农业经济恢复奠定了现实基础。1951年底青浦、南汇、金坛、溧阳、句容、高淳等6县12个村农业总收入(折成稻)比1950年增加了17.5%，手工业副业纯收入(折成稻)比1950年增加了2.02%。⑧以无锡宜兴县前红乡良庄村为例，土改后农民总收入和稻麦销售量都有所增加，人均收入折成稻计算，1952年超过土改以前13%。⑨
同时，农民的购买力有所提高，所需生活、生产资料增加很快。据无锡江溪乡487户的统计，1951年比1950年多购进豆饼1万斤、农具110件。棉花、布及日用品等生活资料显著上升，213户中农(919人)人均用布增加197%，棉花增加100%；216户贫农(1 048人)人均用布增加65%，棉花增加100%。⑩社会经济好转，副业产品有销路，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者的收入也得到合理调整。农户生活开支中衣着和副食品两者比重最大，生活资料占总支出的比重仍然较高，苏南12个村庄1950年为81.54%，1951年为71.37%。(11)无锡三蠡乡第三村1950年总支出中生活资料占56.6%(食物占生活资料的67.1%)，生产资料占8.6%，公粮占23%；1951年总支出中生活资料占53.5%(食物占生活资料的71.6%)，生产资料占8.3%，公粮占29%。(12)无锡宜兴县良庄村14个典型户在周年内(1951年秋收起到1952年秋收止，下同)人均支出总值1 501 196元(13)(旧币币值，下同)，生活费用占47.51%，生产投资占32.61%，其他占19.8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