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民主化研究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内容，但民主化的动因、方式、过程及其结果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存在着差异。二战后，新加坡和台湾的发展有不少共同之处。二者都是后发国家(地区)，都为华人社会，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都是政党主导型，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一党执政。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新加坡和台湾的政治发展开始出现分殊，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变迁之路。以西方的民主理论视角看，台湾逐渐开始解严，走上了自由化之路，之后开启了民主化；新加坡虽然更多地抱持协商和参与的理念，但未实现西方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以及政党轮换。为何会出现这种不同？本文将检验西方已有理论的不足，而后从政党这一视角，给出新的解释。 一、民主转型理论的不足与政党视角 从研究路径而言，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民主化研究上存在着两种主要途径：一种是行为者方法，另一种是结构方法。前者强调政治精英在转型过程中的能动性，拒绝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决定主义；后者强调宏观条件和环境在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关注所谓的民主前提。①在概念上，学者的用法纵有不同，却都同意转型涉及旧体制的瓦解，以及新制度的取而代之，即二者均有鲜明的选举型民主指向。② 然而，这些已有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何不同的国家开始会经历相似的政治发展轨迹，但后来却有不同的政治变迁；同时，转型研究的宏观特性使得研究者不能照顾到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反例，即不能解释为何有的国家理论上具备民主化的“结构性条件”，却始终保持一党独大的地位，并未发生民主转型。 因此，为了更开放地思考政治变迁这一问题，本文从政党这一视角来切入，以更好地理解以上两个问题。如果政党无法自主革新，又无法迅速适应环境变化、满足社会需求，导致无法消解负面政治压力，党外势力坐大崛起，导致最终失去一党执政的地位。如果政党的自主性和适应性都强，那么民主转型的压力和社会动力就弱，此时执政党仍然可以保持一党执政的地位。下文将从政党的自主性、适应性两个变量来解释。 关平这方面的综合研究，国外学者中的代表人物是亨廷顿。他将政治体系在组织上和程度上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称作政治制度化，并将其具体分为四个要素，即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内聚性。这四个变量有着相互包含的关系。复杂性这一变量可以包含在适应性中，而内聚性变量则可包含在自主性之中，本文将内聚性这一变量归于自主性变量之中，即将摆脱党内的政治势力掣肘、保持团结视为自主性的内容。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有学者主张用三个变量来评估，即适应性、内聚性和自主性，并以此解释新加坡的政党体制转型的问题。③在比较研究方面，有学者用政党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聚合性来比较墨西哥、巴西、印度的政党制度化与政党认同。④ 本文选取政党自主性和政党适应性这两个变量，并将其概念细化为不同的考察指标，以解释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政治变迁。 政党自主性是一个政党在制定和贯彻公共政策方面的自主性强度，根据亨廷顿的分析，自主性在于政党是否有自己的观念、价值和利益。这可分解为两个要素。一是其不受政党之外的政治势力的观念、行为牵制，这包括外国的和本国的压力团体等社会组织；二是不受政党内部某一特定的政治势力掣肘，保持领导层的共识和团结。 政党适应性是政党组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是政党组织发展的一种动态过程。在政党适应性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三个变量，即党内精英之间的竞争、对环境监测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性质。⑤还有学者认为，政党适应性包括政党精英集体的观念的适应性转变、政党精英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政党对社会需求的信息监测与反应程度。⑥本文将其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吸纳社会精英，同时消解社会上的反对势力(分化反对势力、吸收反对势力中的精英以及打击反对势力中的强硬派)的能力，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对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作出灵活反应的能力。 政党的自主性和适应性带来的结果，是不断将政党制度化。制度化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的过程。 二战后，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政治变迁可分为两个阶段，以70年代为分界点。70年代末可被称为“关键节点”，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个特殊的时间点，对今后的政治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第一阶段：趋同化(50—70年代) 1.人民行动党的自主性走强 从受政党之外的政治势力干涉的程度看，首先，它与英国利益吻合。人民行动党成立时，已有三个主要政党：人民进步党、民主党和劳动阵线。前两个政党是富人和殖民势力的代表，完全不同情本地人民的呼声，因此引起了受英语教育的社会主义者的反感，这部分人后来组成了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的活动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但受英国教育的精英却不接受共产主义，在政治光谱中，人民行动党从1955年、1957年和1959年的选举中从极左的政党向右转移，转变成为1963年的中间派。这符合英国在东亚的利益。其次，它从一个工人的党变成不受民意牵制，充当了各种利益、价值的调和者。它的精英认为，政府应该受到尊敬而不是喜爱。特别是1965年后，它由最初的一个工人政党转变为为整个国家尽力，而不是为一个阶级尽力。在对待工人运动方面，政府于1960年通过《工业关系法令》，鼓吹工人要同资本家用谈判方法解决劳资纠纷。⑦可见，它将自身视为不偏不倚和理性的行为体，保持中立。它超出各种群体利益的相互竞争之上，在任何利益纷争上都是各种利益的最后仲裁者和调解人，这是其永续执政的关键。⑧再次，在族群、宗教问题上，它不受单一族群的牵制。人民行动党为了弱化族群差异，构建新加坡国家认同，通过组屋的族群配额制度打破族群界限，并设立社区中心，促进族群交流与融合，尊重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在多元文化基础上形成国家认同，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推动文化多元。最后，人民行动党无党产，财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费用少、开支小，即使在选举年，花费也不大。⑨这导致它和利益团体的结合程度较小，自主性较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