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30年代文艺自由论辩，研究者一般把被称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第三种人”的苏汶一并而论，对他们的评价也经历了80年代之前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80年代以后视为左翼的同路人乃至友人的变化。但仔细考察历史会发现，左翼理论家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对待胡秋原和苏汶的态度有所不同，他们基本上是视胡秋原为敌人而视苏汶为同路人乃至友人的。与此相对照，作为左翼精神领袖的鲁迅在论争过程中只发表了正面回应苏汶的《论“第三种人”》等，对胡秋原没有正面提及。而且，就在左联团体停止对胡、苏的论争后，鲁迅却依然对“第三种人”给予了持续关注和严厉批判①，而对胡秋原则有过耐人寻味的举动：一是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刊出对胡秋原实施人身攻击和辱骂的诗作《一个汉奸的自供状》后，发表著名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给予批评；二是当文艺自由论辩结束时，鲁迅专门委托冯雪峰给胡秋原送去了一帧“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照片。② 这种区别与错位是富有意味的，它显示出左翼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启发我们摆脱以往的敌人或同路人的政治思维而对胡秋原与左翼理论家的论争作学理性和历史性的辨析，客观全面地理解30年代这场最具理论色彩的文艺论争，阐发在左翼文学团体之外的文艺理论建树及其对左翼的补充纠偏作用。 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信仰的马列主义 可以说，这场论争的引发是出乎胡秋原的意料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广泛传播，胡在中学时代即对之发生兴趣，在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期间广泛阅读了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欧洲哲学、文学、文化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对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的文艺论非常推崇，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社会学》，并编著《唯物史观艺术论——朴列汗诺夫及其艺术理论》等。1931年9月，胡秋原度完暑假准备再次赴日继续学业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有着强烈民族爱国意识的他毅然放弃学业，留在上海，决心以自己的一支笔来为国效力，同年12月他独立创办了《文化评论》杂志。在发刊词《真理之檄》中，胡称自己是站在“自由的知识阶级”的立场，“以新的方法，分析批评各种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主张在政治上抗日，思想上自由。 放下论争缘起，我们先来勾勒一下论争发生的现状：1930年3月，左联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蓬勃兴起。1930年6月，政府当局组织一批政客和文人发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声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将使新文艺“陷入必然的倾圮”，要突破“新文艺的危机”就要努力于“中心意识的形成”，所谓“中心意识”就是民族主义，其实就是以官方权力文化来扼杀左翼文学运动。1931年2月7日，柔石等五位左翼青年被当局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文化批判为己任的胡秋原在《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阿狗文艺论》，称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新的法西斯主义文学，指斥“民族文艺家凭借暴君之余焰”，“残虐文化与艺术之自由发展”，“是特权者文化上的‘前锋’，是最丑陋的警犬，它巡逻思想上的异端，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之自由的创造。……他们所标榜的理论与得意的作品，实际是最陈腐可笑的造谣与极其低能的呓语，毫无学理之价值，毫无艺术之价值。”③ 可以说，胡秋原对民族主义文艺的强烈抨击和同时期左翼方面如鲁迅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与运命》、瞿秋白的《屠夫文学》、茅盾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等在批判程度上是不相上下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胡秋原提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因此所谓民族文艺，是应该使一切真正爱护文艺的人贱视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的，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④ 虽然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和文艺自由论确是针对民族主义文艺而发的，但胡反对的“留声机”说却是左翼文艺观的关键词之一，在左翼文学运动正遭受政治上迫害、文化上围剿的特定历史情境下，这种言论不能不引起左翼理论家的注意。首先回应的是谭四海，他发表《“自由知识阶级”的“文化”理论》，对胡文提出批评，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并认为胡打着反民族主义文艺的旗号，想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寻找“安身地”，结果是“为虎作伥”，对此胡发表《谁为虎作伥？》进行反击。接下来，胡秋原又发表《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和《勿侵略文艺》，在继续批判民族主义文艺的同时，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姿态，用大量篇幅对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文艺批评实践的钱杏邨进行冷嘲热讽，称其文学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之歪曲、误用与恶用”，因此引起左翼理论家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的共同反击。从这个角度来说，胡秋原对左翼文坛又是主动出击的。⑤ 左翼文坛的回应文章主要有冯雪峰的《“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和周扬的《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等。与左联—新月派的那场关于文学的阶级性和人性的论战不同，此次论战双方的资源都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都引用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和俄、日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段落，但立场观点和理论逻辑却针锋相对。 胡秋原的理论资源主要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先驱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社会学理论，确切地说，胡只是推崇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分析解释文艺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去探寻社会存在与艺术创造的关系、探寻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他说：“我们的方法是唯物史观，我们的态度是自由人的立场。”胡后来提起这一时期的思想时重申：“在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时期，我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唯物史观。”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