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史是属于历史学还是经济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至今尚无定论——这当然不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不过，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从经济学出身的学者，投身到经济史的研究活动中来，并发表了不少与从历史学出身的学者所写完全不同套路的著作。对繁荣经济史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好现象。 近日读到黄敬斌先生的大著《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下文对本书的引用径标页码)，生出许多感想。从本书后记可知，黄先生受过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系统训练(经济学本科、硕士，历史学博士)，这种学术经历也深刻地影响了本书的写作。全书除导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七章：前三章分析江南居民的日常消费，包括食物(粮食消费、副食消费和调味品)、服饰和住行与燃料灯火；第四章考察婚丧嫁娶及其他世俗礼仪活动中的消费；第五章为娱乐与信仰活动中的消费；第六章系教育、卫生及嗜好品(酒、烟草和茶叶)消费；第七章针对奢侈消费做评析。结论部分，则是分析经济学透视下的江南消费生活，包括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量化描述、消费水平变动的社会经济背景、奢侈消费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后果。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以量化的方法系统考察明清时期城乡各阶层居民的消费状况，并对消费的性质及其经济影响做出全面的评价，其优点无须笔者画蛇添足。这里，仅就自己读过全书之后的一些疑惑，提出来向黄先生请教，不当之处，还望黄先生批评指教。 一、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问题 多学科交叉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黄先生对于部分历史学者不擅长、不熟悉甚至怀疑和排斥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局面，给出了尖锐的批评：“对经济学理论‘适用性’的深刻排斥和本能拒绝，这种心态使得学者在了解和学习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不是从其理论基础出发尝试着掌握它，而是处心积虑地寻找证明其‘不适用性’的理由，结果，一知半解和以偏概全就在所难免。”在他看来，“摒弃这些偏见不谈，可以认为，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理论公设，与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结论不同，并不具有太多文化、历史、地域、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的特殊性。”(第34页)这种批评当然是合情合理的。 在论证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水平时，作者以恩格尔系数作为核算标准。恩格尔系数由19世纪的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提出，其内容为：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将越来越小。因为消费总支出取决于收入水平的高低，因此恩格尔系数也可以被表述为食物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简言之，可以通过考察一个家庭中食品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重，来确定这个家庭的富裕程度。恩格尔系数越高，说明家庭越贫困。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中国并没有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与分析框架，但有些提法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仓廪实而知礼节”、“饱暖思淫欲”，都是说人们基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其他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就会增加，这些方面的开支增加后，必然导致食品所占比重的下降。 但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出的，它只在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其实，在考察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还应当明白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结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食物支出。只有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对食物支出发生重要影响。换言之，恩格尔系数毕竟是一个用于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消费水平的理论模型，且紧密围绕着食品消费展开，如果我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不注意它的时代性及民族性的特色，就有可能犯错误。正如以前被认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GDP发展指标，现在也不得不从多个方面进行修正。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的很多与消费相关的内容，都是恩格尔系数所无法涵盖的。比如中国农民对于储蓄的重视、对于为后代积蓄财富的愿望，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居民的消费，而这种消费取向与西方并不相同。又比如，清代的社会保障机制，遍设于各地的常平仓、义仓、社仓、盐义仓，以及遍布城乡的育婴堂、节妇堂等组织和机构，都会对当时居民的消费心理产生影响，并会或多或少地与居民消费产生互动。即如作者在估计清代江南交通费用时所提到的那样：“清代以来随着绅商士大夫日益加强对地方公益事业的参与和资助，这些渡口和渡船每每成为由慈善机构资助的公益事业，如晚清至民国年间太湖东山的前山义渡、石桥村义渡均由惠安、固安、体仁三善堂置办渡船，雇佣渡夫，支发工食，不取渡资。”(第177页)既然已经有了义渡，再按船只折旧来计算居民在交通支出上的费用，是否显得多余呢？ 房租纳入恩格尔系数是值得推敲的。住房系一次性投资，传统中国农民基本都是自建自住，极少发生租赁现象，一般学者在计算恩格尔系数时也并不会列入。作者在此处并没有以真实的房租支出为准，而是以“机会成本”方式，来折算当时的居住成本。如果按这种思路，只要将房价、教育、择校，以及医疗费用纳入计算体系，现在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就自然会降低到一个极低的水平，但我相信，这并不意味着时下的绝大部分国人都过着超级富裕的生活。 根据作者的统计分类，18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和1930年代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56.6％、59.9％和60.2％(作者还没有将婚丧嫁娶等世俗礼仪活动中的食品消费包括在其中，否则恩格尔系数会更高)，但一般来说，这似乎只能证明江南农民的消费处于温饱水平(18世纪中期)和贫困状态(19世纪中期和1930年代)，完全不能说明其反复论证的“奢侈”。同时，在计量恩格尔系数时，作者认为收入“不仅限于现金收入，而且包括农民家庭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最终产品和劳务在内”(第309页)，但书中明显没有将相关的“劳务”收入包括在内。书中更大的问题在于对相关消费项目的分析。众所周知，列出的开支项目越多，恩格尔系数就会越低，就越能说明当时江南居民处于奢侈性的消费水平。如果为了刻意降低恩格尔系数而采取增加其他消费项目的办法，是很容易做到的，比如添上买书的开支、逛妓院的项目，就可以很轻松地降低恩格尔系数，甚至可以论证当时江南居民超富裕型的“生活品质”。但问题在于，这些消费项目是否为当时江南居民的正常开支项目？即如书中所提到的交通、房租，还有书信往来等等，不知道有这种消费活动的居民占全体人口的多大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