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业正经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现代化是个历史过程，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受传统农业的影响，正确评价传统农业可为现代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指导。 江南①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的要素禀赋差异较小，文献中关于人口、耕地、单位面积产出等资料较为丰富，便于本文对农业技术进步做定量的估算。本文以江南农业作为传统农业的典型，对传统农业再评价。本文的历史分期界定在明清近代，更具体的是在明后期(16世纪70年代)至抗战前期(20世纪30年代)。 一、文献回顾和理论基础 对于明清近代农业生产的观点很多，大部分观点是针对全国而言，对江南也基本适用。持有“衰退论”的学者认为农村经济呈现衰落趋势，主要表现在地权集中、失地农民增多，农业中的生产要素(包括资金与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民生活贫困。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将近代以前的这种现象归因于封建主义，将近代以后的这种现象归因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学者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侧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革命的合理性，为革命做宣传工作，并一直成为农业经济史研究的主流学说②。 这一观点在两方面受到质疑：一是衰退是农业发展的趋势吗？二是如果农业生产呈衰退趋势，一定是生产关系的原因吗？对第一个质疑的回答形成了“增长论”，对第二个质疑的回答形成了“农业技术停滞论”。持有增长论的代表人物是布兰特和罗斯基，他们通过论证农业产出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论③。然而，即使不考虑他们所用间接材料的合理性，承认这种增长，但这种增长来源于商品化和专业化，或者讲是斯密动力，单纯的斯密动力并不足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传统经济的极限)。 “农业技术停滞论”往往与“人口压力”联系在一起。从明末至清中期，江南人口增长迅速。承认人口压力并以此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是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首先由何炳棣提出，尔后由伊懋可、赵冈、黄宗智加以强化，“并为几乎所有中国(大陆与台湾)学者所接受”④。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不仅与资源有关系(人地比例)，而且与技术密不可分。上古时期土地不具有稀缺性，耕作粗放，土地的边际产出为零。此后人口逐渐增加，人均耕地变小，导致不同的耕作制度安排人力，从长期轮荒制、短期轮荒制、休耕制到一年一种制、复种制，复种指数不断提高，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土地(资源)节约型技术的进步⑤。沿着这种思路，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伯重反驳了“过密化”的观点。李伯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以下几个关键的观点：江南地区存在技术进步，以肥料使用和水资源控制为代表；地方的要素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率，劳动、资本配置合理而不是过密；到18世纪时，人为的人口控制方法被广泛采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马尔萨斯人口压力；随人口增加，农场规模缩小，但没有就此造成大量的隐性失业，恰恰相反，通过提高复种指数等其它方法，在保持农夫年劳动时间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劳动日产出却上升了，农妇逐渐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而投入至纺织业生产中，从而使农户家庭收益上升。所以，持续的贫困化趋势并不存在，恰恰相反，江南地区的增长动力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前没有改变⑥。 李伯重的观点与被称为“加州学派”的社会经济史学者的观点相近，他们认为在普遍的工业化以前，作为中国最先进的地区，江南的经济发展或多或少与欧洲最先进的地区英格兰保持同步，作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农业当然也不例外。人口流动促进技术进步的观点以及加州学派强调在传统阶段内技术的进步与扩散的观点，纠正了人口压力下技术停滞观点的片面性，但却忽视了黄宗智所强调的技术进步的阶段性问题⑦。 基于以上争论，笔者试图构建一个较完整的技术进步理论，以期对江南农业中技术进步做全面的考察。 首先，技术进步具有阶段性。技术进步的阶段大体上可分为前现代(传统)时期的技术进步与现代时期的技术进步，区别之处在于发明率的不同，而发明率的差异来自于技术创新方法的差异。前现代时期的技术发明主要来自于经验，现代时期的技术由经验型变为实验型，并且科学和技术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因此，本文将技术进步分为技术在阶段上的进步与技术在阶段内的进步，前者是指由经验型的发明方式向实验型的发明方式的过渡，而后者是指技术在经验型发明方式下的小修小补，没有根本性突破，大多数地区长期经历传统技术的扩散。 其次，技术进步具有方向性。在高人口密度和土地供给缺乏弹性的国家或地区，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这样一种农业技术的进步，即改良种子、寻找新的高产作物以及更有效的肥料，从而更大程度上解除因土地供给缺乏弹性对增长的制约。这种技术称为土地(资源)节约型技术。传统阶段内的土地节约型技术刻画了传统有机农业的特征。在劳动力相对稀缺的经济中，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这样一种农业技术的进步，即改进农用工具和机械，使每个劳动力耕种更多的土地，从而促进土地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这种技术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因此，一个社会实现农业技术变革的途径有多种。一个地区具体的农业技术进步方向，从需求的角度讲，取决于该地区的要素禀赋，只要该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符合当地的要素禀赋，其选择的农业技术变革的路径就是最优的。就技术进步的方向而言，只要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技术进步的方向也应有所不同，也就没有优劣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