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教育是德育的主要形态之一，历来得到人们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还出现了“品德教育回归运动”。然而，品德教育往往可能沦为培养道德奴才的活动，成为有意或无意地为专制与集权制度服务的工具。 一、培养道德奴才的品德教育 诚实、勇敢、勤劳、仁爱、节俭……这些被人们广泛称赞和提倡的美德，真的是那么美好吗？例如： 勤劳：如果你是为资本家打工，那么你越勤劳，你将越贫穷，而资本家将越富有。这是马克思的深刻洞见：“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棚舍……”[1]罗素也指出：“努力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世界不需要奴隶制度。”[2] 勇敢：伊拉克境内针对美国军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在弱小的人民看来是多么勇敢的行为。但在美国等人看来则是恐怖行为。在抗日战场上，日本士兵不顾生死往前冲，这在他们看来是多么勇敢。但我们则认为是凶残。 博爱：2008年3月26日，威海市退休女教师李建华外出回家，遭遇歹徒入室抢劫，她身中数刀依然与歹徒斗智斗勇并最终占得上风。面对精神崩溃、瘫倒在地的19岁歹徒，李建华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以“干儿子”名义护送歹徒入院救治。请问：李建华的行为是博爱、宽容还是迂腐、善恶不分？ 诚实：人们经常虚拟这样的故事来讥讽以康德为代表的绝对诚实观：一伙歹徒正在追杀一个青年。青年逃跑中遇见正在散步的康德，便问何处可藏身。诚实的康德指了指旁边的茅屋，青年就躲了进去。一会儿，歹徒追上来不见青年，就问康德看见没有。康德毫不犹豫地把青年藏身之地告诉了歹徒。 …… 这些例子表明：我们一向崇尚的诸美德，并非具有最高的、绝对的道德价值。勤劳所养活的可能是资本家、节俭不利于经济发展、爱国与忠诚可能延续专制制度、勇敢可能为虎作伥或助纣为虐、诚实可能变成愚蠢……当今社会越来越复杂，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敌与友、好与坏错综交织，根本就没有明确的分界。因此，不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思维和道德判断能力，而依旧一味要求学生诚实、勤劳、节俭、仁爱、勇敢……实际上就是在培养道德的奴才。这是一种“授人以鱼”的教育。这样培养的学生在这个复杂的社会要么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而沦为奴才，要么就只能抛弃这些品德。 这种培养道德奴才的品德教育早就被批判过。柯尔伯格把品德教育所教授的诸品德称作“美德袋”，认为“使这种传统的道德教育发生效果就是使它的反民主和反宪法性质暴露得更为明显”。[3]美国罗伯特·纳什教授也指出：美德教育培育的是“一种依从性道德”，“就好的方面而言，依从性道德支持尊重、责任、自律……就坏的方面而言，依从性道德会助长顺从、从众和温顺”。[4] 品德教育是把若干德目教给学生，同时又没有从理性上证明为什么要信奉这些德目，而仅仅是出于经验、权威；学生的思想、精神局限于此，不能自由选择其他道德价值，因此这是在封闭、束缚学生的头脑，本质上是一种灌输。教育不是建立条件反射，不是训练，不是封闭人的思想，不是局限人的认识，不是束缚人的生命，而是开放人的视野，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张扬人的生命。教育是给人以自由，给人以力量，培养和提高人的生存和生活能力，培养学生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能力。对于民主与自由特别珍贵的我国来说，教育要特别注意，不能干涉学生的发展自由，不能灌输与说教某种主义、信仰或思想。教育的本质是启蒙、解放，而不是精神禁锢与控制。循着这一思路，当今世界道德教育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培养道德理性。 二、道德理性教育及其缺陷 由于品德教育存在种种问题，当今国外的德育学界一直在提倡道德理性教育。柯尔伯格认为：“我们……把道德教育看成是对道德发展的促进而不是直接传授一些固定的道德准则……促进道德发展是以促进儿童的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为基础的。”[5]霍尔、戴维斯也认为：“道德教育并不是对于做正当事情的教育，而是指道德思维的性质和作出决定的技巧和能力方面的教育。”[6]威尔逊指出：道德教育与科学教育或古典教育相似，“都是在某一特定的思维方式上或生活领域中的教育”，“在道德上受到教育”与“在科学上受到教育是同一回事”。[7] 品德教育强调的是道德内容，其弊端在于所培养的人缺乏道德方向、道德自觉、道德独立精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易于沦为道德奴才。道德理性教育强调的是道德形式（能力），其弊端在于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难以统一。道德理性教育实际上是在道德方面“授人以渔”。然而，从来没有捕过鱼的人，不可能学会“渔”。显然，抛弃品德教育而走向道德理性教育，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道德教育必须兼顾内容（品德）与形式（能力），品德教育与道德理性教育应当统一。如何统一呢？前提之一是弄清品德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