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造，跟他们的文化选择相配合。我们知道，他们的文化选择是毫不犹豫地把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文化目标，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我们的社会中淘汰出去。这种文化选择后来被胡适、陈序经等人命名为“全盘西化”。 与“全盘西化”的文化选择相一致，“五四”精英群体对中国教育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其改造的关键之处在于：以国家政策的方式将西方文化列为中国教育的主要资源甚至唯一资源，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教育资源中基本排除出去甚至完全排除出去。最后的结局就是，蔡元培作为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长，于1912年9月3日颁布了《学校系统法》，随后于1913年陆续颁布了各类细则，使得上述原则以政治和法律的方式得到确定。这就是其基本模式延续至今的“壬子癸丑学制”，也可以称之为“蔡元培学制”。 任何一代人的历史实践，都是在前辈的经验、观念和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五四”精英群体所实施的教育改造工程，是中华民族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掠夺和凌辱而采取的社会文化调整工程的一部分，它经过了几代人的痛苦思考和选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蔡元培之前，已经有魏源、王韬、薛福成、严复、梁启超等等几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的陈腐落后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在处理外国事务过程中，清廷兴办了同文馆。同文馆（以及一些教会学校）教育资源的厘定和课程的设置，成为日后中国教育改革的参照物。1903年（光绪一十九年），张之洞等人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被称为“癸卯学制”（也可以称之为“张之洞学制”），并于第二年年初正式颁布实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普遍实行的现代学制。 如果将这些历史过程予以澄清，我们就能看出“五四”精英群体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依据，充分理解其历史合理性，并能比较客观地评价其历史影响。 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与建议 一个国家教育资源的选择和设置，表现了立国者对其立国基础的理解，对其社会文化目标的理解。有什么样的国家，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教育资源；有什么样的教育资源，就有什么样的主流文化；有什么样的主流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前景。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权力实体都具有明确的文化选择。最早的血缘群体（比如氏族）选择了各自的图腾崇拜，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和精神生活。周公制礼作乐，用礼乐作为精神认同和国家秩序的标志。秦用法家之术，实现了富国强兵和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法家之术成为他们主要的文化资源。汉武帝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实际上就是选定儒家文化作为国家主流文化。此后中国新上台的权力集团虽然也偶有选择道家学说或者佛家学说作为主要文化资源的，但是，绝大多数统治集团都是把儒家学说作为治国治人治心的不二法门。在西方列强用铁舰铁炮打开中国国门时，中国最基本的教育资源就是体现儒家学说特征的和官方意识形态精髓的“四书五经”。 随着外国势力的介入越来越深，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可是权力集团反应迟钝，不知道也不愿意在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等方面变法图新。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对这种社会局面十分焦虑，不断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以期促成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清末严复是近代史上最为优秀的思想家之一，他曾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对中国教育资源的守旧、单一和科举的陈腐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一个国家的未来前途就蕴含在当下的学风之中，而中国的学风几乎自古以来就是背对现实、凌空蹈虚的，于经世致用颇不适应。严复指出：“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致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材，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且也六七龄童子入学，脑气未坚，即教以穷玄极眇之文字，事资强记，何裨灵襟！其中所恃以开濬神明者，不外区区对偶已耳。所以审覈物理，辨析是非者，胥无有焉。以是为学，又何怪制科人十九鹘突于人情物理，转不若农工商贾之有时而当也。今之蒿目时事者，每致叹于中国读书人少；自我观之，如是教人，无宁学者少耳。”① 这种学风的形成，跟国家规定儒家学说作为国家唯一意识形态，而且以此作为衡量、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密切相关。每个时代的学子都不得不在国家控制的社会空间中谋求发展，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人才标准和选拔制度，人们必定会按照这个人才标准和选拔制度的要求来建设自己。以上严复所批评的虚浮学风，就是由体现国家人才标准和选拔制度的“科举制度”造成的。所以严复对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也进行了激烈批评。“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②。 康有为也是那个时代最有洞察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对科举和八股的攻击几乎是个突破口。他把中国的积贫积弱、备受凌辱都跟科举和八股联系起来。他说：“然则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莫急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八股矣。”③他提出科举考试改考策论。待日后兴办学校，才废除科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