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学取向的民族地区教育研究方法论之革新

——经典文化概念的局限及其克服

作 者:

作者简介:
常永才(1966-),男,四川简阳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加强人类学方法的应用,是民族教育研究体现特色和进一步深化的一个基本途径,但我国民族教育研究者应当注意的是,人类学核心概念——文化的经典观念在今天日益暴露出局限。其一,将文化假设为匀质的疆界分明的铁板,忽视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文化间的互动。其二,将文化视为无时间性的静态性实体,忽视其历史流变。其三,暗含着若干二元对立,即文化与自然的对立,社会建构与个体建构的对立,主观与客观的对立。针对这些局限,笔者初步建议有三:其一,推敲文化概念这类方法论的基础知识;其二,及时借鉴国外新近成果,但注意使之在我国本土化,尤其是重视东西方民族问题的差异;其三,要跨学科地走向开放,尤其是向长于个体层次分析的心理学等学科借鉴,以弥补经典人类学偏重群体层次分析的局限。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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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9)05-0020-05

      一、前言

      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研究日益突出的一个趋势就是,重视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加强文化视角的探讨,并切实促进了教育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发展[1]。应指出,人类学在我国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有英美系统的教育人类学和德俄系统教育人类学[2]。本文的人类学指的是前者,尤其是北美范式的人类学。这是因为,北美人类学富于方法论价值,因为民族志性质的田野工作是其知识的来源和核心内容[3]。

      为何要从文化概念的视角进行讨论呢?北美范式的人类学以“文化”为其核心概念,以“文化描写与阐释”、“文化寻根”和“文化比较”为三大亮点[4]。更重要的是,人类学一直所倡导的文化主义的影响已经贯穿到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5]它也成为学科与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传播的渠道[6]。特别应指出,人类学是富于自我批判的学科。尤其是近30年来,该学科对田野工作方法、文化描写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关系以及经典文化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遗憾的是,我国现有大多数人类学取向的民族地区教育研究,所采用的几乎还是北美人类学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部分模式,尤其是新近对文化概念的反思几乎未涉及。

      显然,在进行民族地区教育研究中,无论是描写文化,还是阐释文化,其方法论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文化概念的严谨把握。下面,在评介北美人类学对文化经典概念反思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历史和国情,特别是民族地区实际,尝试说明运用该概念在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二、空间视角:对多样性描述的局限

      首先说明,为什么需要建构文化这一概念呢?文化概念有助于我们切实理解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人类生活方式,并通过文化多样性把握人类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尤其是这种对差异性的理解。在人类发展一体化态势的今天,多样性问题具有史无前例的意义。其实,如果说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核心问题,那么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则是人类社会的多样性[7]。

      那么,经典文化概念在这方面的效度如何呢?经典文化概念的一个潜在假设是,特定文化是一个疆界分明、内部连贯匀质的实体(static entity)[8]。该概念主张文化是集体性现象,容易机械强调文化的共享性与强制性。这常常会给人这样一种误导,即文化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待群体所有成员,该群体内部的各个个体是相当匀质的。显然,这种假设是有问题的。无论在过去,还是现今,不同穆斯林对《古兰经》的掌握程度和理解方式不会完全一样,不同汉人认识汉字的数量也显然不同。

      粗糙一点看,文化概念的上述假设在现代人类学建立初期是基本合适的。当时,专业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的场景,多属于较为遥远的传统部落,或未频繁地与工业文明互动的前现代村落。这种较为封闭的微型社区在文化上的确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匀质性。然而在当代世界,一体化态势和技术发展所导致的文化变迁,使得即使在边远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图像也较为混杂多样。电视不就是今日藏族文化的一部分吗?内蒙古自治区的汉人不也吃手把肉吗?的确,今天的一体化浪潮正使得无论异域还是本土,日益充满变换和多元认同。因此,今日任何族群的文化不再是疆界分明、内部连贯匀质、稳定不变的封闭系统。无疑,面对这种情景,依然沿用经典人类学的铁板式文化概念去设计研究和解释现实,不仅难有新作为,而且漏洞凸显。若沿用经典文化概念思维,将任何一个人简单贴上“属于X文化”的标签,是有问题的做法。所以,昔日的文化概念面临绝境,以致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人类学家甚至提出应抛弃文化这一概念[8]。

      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民族教育时,要小心这种铁板式文化概念的严重局限。其一,我们必须看到文化内部的多样性[9]。例如,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包括了苔原畜牧型、戈壁草原游牧型、盆地草原游牧型和高山草场畜牧型等亚类。藏族内部也分数个藏语方言区。谈到蒙古族学生时,要区分汉语文授课的学生和蒙语文授课的学生。其二,我们要注意不同文化传统间互动和借鉴的涵化现实,尤其要关注外域文化引入的影响,因而不能机械地说“某个民族的教育特点就是因为它的某个传统文化决定的”,也不能为了突出所谓的“民族特色”而只是收集和渲染奇风异俗,并将之与现代化截然对立。其三,就各民族传统文化来看,它们本身就是属于“交融型”或称“和合型”,[10]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此各文化间的关系是多元一体格局。这与欧美国家民族文化间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

      还应注意,更深层的一个原因是,中西方在对待文化多样性的和而不同态度。简单地说,欧洲文明由于二分法的思维,传统上对待异文化带有一种主客分殊的判断,其近代信奉的古典进化观则暗含文明—野蛮的价值判断。而中国看待多样性民族文化的传统态度是,“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礼记·王制》)。尤其是,和合精神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精髓,“和”强调的不是“同”,故有“君子和而不同”之说。这里,“和”意味着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参与到更为宏观的组合中,而“同”则是丧失自己的特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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