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9)03-0027-03 一、思想史研究的早期书写方式 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逐步兴起的。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认识一般被认为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起点。“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叙述思想焉求之。”[1]在他看来，思想史的研究视域极为开阔，包括政治、法律、历史等种种现象。有学者指出：“不管后来的思想家是否承认自己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也不管他们的看法是否一致，客观上他们对思想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认识与研究，其近源都不能不归之于梁启超”，比如，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中国思想史》、蔡尚思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法》、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和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等，其中所标示的观点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的论述，或与梁启超的研究思路相近，或更多地受到现代西方学科划分的影响，而其研究范围都较梁氏或多或少地缩小了[2]245。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史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学术界出现了大批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如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史》、李泽厚著的《中国思想史论》、许纪霖主编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靳德行主编的《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等等，这些著作不管是对思想史的研究视域，还是对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都做了不少更新和尝试。但是，从思想史的研究视域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思想史著作的书写始终是以人物、流派和时代作为主要内容。“翻开叫做‘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著作，是睿智的哲人系列和经典系列，从孔子到康有为，从《诗经》到《大同书》，天才似乎每个时代都成群结队地来，经典也似乎每个时代都连篇累牍地出，我们的思想史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着他们的章节”，“思想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了思想家的博物馆，陈列着他们照片”[3]9。有人甚至指出“以人物为中心题旨的研究方式，可以说是近50年来处理思想史方法之主流。”[4]因此，研究视域的如何规范以及从何种角度去分析这些进入思想史研究视域的对象成为影响思想史书写方式的重要因素。 当然，“杰出人物”或者“精英”的思想和行为的确对历史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不能否定思想史的这种书写方式为理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认识中国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提供了重要途径和基本线索。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就是这样一个典范，因而也广受学界的瞩目和赞同。 二、思想史书写方式的“误区”和思想史研究视域的新发展 但是，曾经一段时间以来，思想史的书写方式也走进一些误区，从而阻碍了思想史的研究。有人认为，中国思想史被改组为一座先贤祠，里面供奉着老庄、孔孟等，对他们的评价，无非时代背景、生平简介、范畴概述、阶级分析的八股叙述，远离我们的生活和时代，所谓思想，似乎都那么玄远；而这些大师们一旦进入思想史，又被意识形态烘烤成干巴巴的教条。有人指出，《泰晤士报》曾这样评论《西方现代思想史》：“思想史，是思想的战场，而不是亡灵的画廊”，这句话移用来批评我们的思想史，太恰当了[5]。的确，如果我们的写作观念不变，思想史的书写方式也仍然不会实现太大的转变。 思想史的研究和书写为什么一度走进了这样的误区？ 也许，近几十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失误，或者从一定意义上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对待上的错误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初叶进入中国以后，被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方法论运用于思想史，特别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之中。曾有“红色教授”之誉的吕振羽先生曾在1955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再版代序”中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断言：社会思想、意识依存于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总是先行的，思想、意识的产生或变革常常落后于社会存在。”[6]10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从而强调思想的阶级属性[6]14。一段时间内，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是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数十年来对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7]。有学者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叙述方式着手分析说，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叙述方式一般是以某种宏大的概念体系为基础，并且相信这些概念恰当的概括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比如革命与立宪、启蒙与救亡等等都占据了传统叙述的核心部分[8]。这无疑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由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曾获得愈来愈多的赞同。它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丰富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本来也是“百家”中的“一家”，用独尊一统式的儒家道统观或者宗教教义式的神圣观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从根本上扭曲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原本原义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创造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而事实上过去有不少人正是从儒家的道统观和宗教的神圣观的态度上来对待马克思主义[9]。李泽厚也指出：“在学术领域里，搞单一的东西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我感觉我们有些固定的模式，如哲学史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中国历史就是农民跟地主的斗争史，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斗争史”[10]255。几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仅仅是“理论化”的意识形态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