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712.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9)05-0016-07 对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大名中国读者并不陌生。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社会与教育改革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影响。他不仅为中国培养了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曾任东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一批杰出人士，而且从1919年春到1921年秋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到中国11个省市讲演200多场，上自孙中山下至许多百姓都受到过他的广泛影响，一度无处不在的实验学校就是在他的思想的指导下设立的。蔡元培曾把他比作孔子。 虽然作为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杜威不时受到人们的误解和曲解，但作为教育家的杜威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推崇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杜威被誉为“教师们的教师”[1](PP199-232)。如果对美国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做一个基本了解就不难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杜威的教育哲学的成功实践。尽管杜威的教育理念并非没有争议，但他对普及教育的强调、对学用一致的体认、对创造性教育、个性化教育和开放式教育的关注、对教育与社会生活联系的深刻认识，已经深深地改变人们的教育观念和许多国家的教育实践。 然而，杜威的教育哲学的丰富内涵还远远没有被发掘出来。与他的形而上学相比，他的教育哲学更受到实际生活的推动并显示出长久的生命力。下面，我仅从几个侧面谈谈他的教育哲学的当代意义。 一、教育目标的开放性 杜威不仅是一个社会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教育改革者。作为教育改革者的杜威一方面要体现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探索精神，另一方面要通过实践验证他的教育哲学的可适用性。为此，他和夫人一起在芝加哥办了一所实验学校并且不断进行理论总结。他在1897年写的《我的教育信条》、在1899年写的《学校与社会》和1902年写的《儿童与课程》勾画了他的教育哲学的基本轮廓。在转赴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之后，杜威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继续进行教育哲学的探讨。他在1909年写的《教育中的道德原则》以及1916年写的《民主与教育》就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哲学的代表作。 在教育哲学领域，杜威常问的第一类问题是：教育的意义何在？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自然并非易事，因为这些问题在过去常被掩盖。重要的是，杜威不仅重视这些问题，而且把这些问题放在一种全新的背景下加以讨论。 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这样写道：“所有教育都是从个人分享种群的社会意识开始的。”[2](P84)仅就这段话表达的观点看，杜威的教育哲学与中国古典教育传统似乎没有太大分歧。然而，杜威除了谈论教育的“守成”方面之外，更关注教育的“开新”功能。毫无疑问，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并且对文明的延续极其重要。杜威敏锐地发现，教育如果不注重“开新”功能，“守成”的目标也是很难实现的。原因很简单，人类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两千年前的老鼠与今天的老鼠没有太大的区别，今天的人类与两千年前的人类却有很大的不同。以后人类朝哪个方向发展今天很难预料。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与时俱进，而是一味强调文化的传承，社会就会退步，人类就只能停留在暗中摸索的状态。因此，在杜威看来，教育哲学应当提倡给人类以方向感的教育，应当将守旧的教育变成“开新”的教育。所谓“开新”的教育就是在改造以前教育目的、方法和材料的基础上培养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并且面向未来的现代人才的教育。这种教育以适应时代和引领时代为己任，它力图在教育的主要方面贯彻变化与发展的观点。因此。它特别强调教育与环境的互动，强调教育目标与教育手段的一致性。与此相反，守旧教育的特点是不顾时代的变化，不顾环境的变化，只让学生关注已有的书本知识，而无视知识的创新及其社会运用。这种教育观导致的后果是不让教育去适应社会生活，而是指望社会生活去适应教育，以至于学校成了与社会隔绝的地方，成了最守旧的地方，而不是产生新思想、新观念的地方。我国许多学校采用的灌输式教育就是守旧式教育的特殊形式，它无需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也无需要求学生对已有的东西进行批判性思考。这种教育的消极后果是容易培养思想懒汉。此外，守旧式教育只重视书本而不重视生活；只重视少数人而不重视普罗大众。这就决定了此类教育的封闭性与狭隘性。 杜威认为，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育既关乎个人的成长，也关乎社会的成长。“教育与成长是很有关系的。教育就是长进。没有教育就没有长进。教育不进步，社会也不能进步”[3](p412)。关乎成长的教育乃是一种开放式的教育，一种面向未来的教育，而不仅仅是面向过去的教育。开放式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采取固定不变的教育模式，而是采取因时施教和因材施教的方针，换言之，采取个性化教育的方针。在杜威看来，这与教育就是要让学生接受普遍的知识的观念并不矛盾。原因是，教育的目标是变动的，而不是僵死不动的规定。每个人有不同的气质与性格，有不同的接受能力并且受不同环境的影响。同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与情感，都有自己的主动性。每个时代对人也有不同要求，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用静态的眼光去审视教育及其目标。在1916年写的《民主与教育》中，杜威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教育目标的静态理解。他认为，教育目标不在教育过程之外，而在教育过程之中。换言之，教育目标不是外在设定的，而是内在于教育经验中。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个人经验的自由发展要求人们不断适时地调整教育目标。脱离个人特点、环境变化和社会要求去谈论教育目标是没有意义的。用他本人的话讲，“目标必须是灵活的。它必须能够改变以适应环境”[4](P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