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教育社会学也开始了学科重建的历史进程。粗略地说，这一历史进程大致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依据是：从那时起，学界开始介绍国外教育社会学状况，① 开始进行在高等学校中开设教育社会学课程的具体准备。② 对于自此之后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迄今不时有论文或著作专门评述。③ 本文的任务是：在这些评述的基础上，对过去三十年来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实证”色彩稍浓一些的梳理，作出笔者自己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④ 一、溯源：几近空白的基础 首先有必要确认：三十年前开始的学科重建究竟站立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多年来，学界通常把陶孟和1922年所著第一本中文教育社会学专著《社会与教育》（商务印书馆出版）算作我国教育社会学的起点。但也有学者提出，若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讲，可归入教育社会学的较早的一部著作，应是朱元善1917年编辑出版的《学校之社会训练》。⑤ 但不论起始于何时，1949年之前的我国教育社会学都很难说已确立起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地位。这是因为，即便仅从学科制度来说，这一时期也只是在有关学校开设（并非普遍开设）了教育社会学课程，而并未建立本学科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也未印发本学科的学术刊物。即是说，1949年之前的我国教育社会学尚未完全具备一门独立学科所需具备的学科制度基本要素。⑥ 而且，从学术内涵上看，只要认真阅读这一时期有关论著，便可发现如笔者早先所述，除了对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及理论框架之类的属于学科论范畴的问题有所探讨外，对于教育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及我国教育中的诸多社会问题，既缺乏实实在在的理论研究，也缺少有社会学意味的实证研究。⑦ 有必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说“实实在在的理论研究”，有别于以国外成果为基本材料的理论“转述”或“述评”。譬如，上文提到的陶孟和所著《社会与教育》就具有较浓的“编译”色彩，就连陶孟和本人也声明：“本书材料多借资于英美的著作，就中特以采用斯密斯（Smith,W.R.,今译史密斯）及克劳（Clow,F.R.）的两个著作为较多。”⑧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说“缺少有社会学意味的实证研究”，指的是总体状况，并不否认也有学者对教育问题进行过有社会学意味的调查。譬如，陶孟和就曾组织其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所（原为调查部），对教育问题进行过社会调查。⑨ 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调查尚不足以反映当时的教育社会学总体特质。 当时的教育社会学总体特质是什么？笔者以为，大体上可视为关于教育的社会哲学。且即便是这种教育的社会哲学，基本上也是当时西方国家也存在的关于教育的社会哲学的翻版（见注释⑦）。诚然，当时也有学者——如雷通群——提出过“使教育社会学成为中国化”之类的主张，⑩ 并有所论及，但仔细研读一下便可发现，这些论述基本上还只限于对教育社会学中国化问题之重要性的阐述，尚未及在具体研究方面迈出相应的坚实步伐。 与笔者不同，有些学者明确肯定这一时期我国学人“自著的教育社会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开始尝试做创造性的转换，以创建中国的教育社会学”，并认为上述陶孟和所著《社会与教育》便是这一尝试的“标志性著作”；(11) 也有学者批评笔者的“这种思想认识”导致“这一时期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2) 但笔者目下仍然坚持上述看法，因为一方面笔者所指向的只是当时教育社会学的“总体特质”，而非“部分现象”，另一方面笔者并不否认我国教育社会学初创者们的努力和贡献，只不过由于学科外部及学人自身的多种因素制约，我国教育社会学初创时的这种总体特质很难避免。(13) 倘若我国教育社会学在其起步阶段就已取得具有社会学意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丰硕成果、就已在中国化方面获得值得称道的进步的话，那就不合逻辑了，且迄今所见前人留下的文本材料也未能就此提供足够的事实依据。 1949之后，我国教育社会学按理说应该得到迅速的、顺利的发展，但遗憾的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原因，教育社会学与社会学一起被打入冷宫，“冻结”了三十年之久，以至于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教育社会学不得不开始进行世界教育社会学发展史上闻所未闻的所谓“学科重建”，开始谋求形式与内容双重意义上的学科发展。 通过上述简要回溯，可以提出两点基本认识： 其一，虽然1949年之前我国教育社会学就已有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但它既没有在制度形式上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未及在学术内涵上真正有自己的较多积累。(14) 换言之，此时的我国教育社会学尚未走出“初级阶段”。 其二，即便是这样一个尚未走出初级阶段的学科，由于1949年之后被“封杀”三十年之久，因而它同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学科重建之间也就实际上处于一种“隔断”状态，且这一状态因学科重建时所面对的与西方教育社会学之间存有巨大差距这一严峻事实而得到强化。事实上，对于重建初期的一些学人来说，我国教育社会学初创时的近三十年历史仿佛并不存在，让他们感叹与羡慕的，只是西方教育社会学经过二战之前三十年稳步发展及战后三十年迅猛发展所呈现出的波澜壮阔的学科景观。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学科重建之初，最先被评介的并不是我国教育社会学初创时期的那一段历史和遗产，而是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