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9）04－0067－05 一、英美教育史学的演变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英美两国的教育史研究都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教育史研究的主要目的都是为培养教师服务。教育史研究者也主要是一些教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英美两国的教育学家和历史学家少有来往。一直到20世纪50、60年代以前，教育史是“被历史学家遗憾地忽视的领域”。[1] 20世纪60年代以前，英美两国的教育史只研究学校教育，而且重点研究正规教育管理，即教育学理论，有关教育目的的言论、官方政策、机构组织与管理等，并不关注人们到底是怎么被教育的、教育机构的影响是什么、教育与政治、社会条件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英国教育史学家西尔弗曾评价教育史研究的特点：“绝大多数教育史研究都只关注起源问题，只解释国家教育体制这一条线索，拒绝或无法解释，甚至没有考虑过社会科学的一些概念：家庭、社会阶级、工业化和民主。”[2]美国教育史学家拉维奇也指出，美国教育史就是一部公立学校的发生、发展史，典型的研究方法是追溯公立学校的“萌芽”，以及公立学校做为一种机构的演变，描述公立学校战胜“顽固派”、“反动派”最终成为进步和好政府代理的过程。[3] 而且，教育史主要是歌颂教育的进步，英美两国的教育史都被描绘为民主的、进步的历史。美国人塑造了世界上最乐观、最美好的教育史，正如格林指出的：“最成功的教育史出现在美国，那些支持教育的史学家描绘了一个完全进步的神话。”[4]而英国，这个欧洲最后一个建立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在为全国大多数孩子提供教育方面乏善可陈。英国官方对国民教育的公开的冷漠与美国等国热切建立国民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在教育史研究中，英国人对教育从未有美国人那种骄傲与自豪，尽管英国辉格派教育史学家也认为英国教育史是一部民主、进步的历史。但是，英国教育史研究一直存在追究英国教育落后责任的传统。 20世纪50年代，美国公众和学术界对公立学校不满，并在60年代演变为对整个美国教育的质疑。另外，教师培养方式的变化，教育史越来越多地被人指责为脱离实际，使教育史的学科地位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史学界无法继续唱着单调的颂歌，不得不重新审视公立学校的目的及其社会作用。60年代初，美国主流史学界首先对教育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提出了有力的挑战。1960年，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在《形成中的美国社会的教育》中谴责了美国教育史研究状况，主要是针对卡伯雷及其门徒，认为教育史研究是“犯了时代颠倒的错误、目光狭隘、对公立学校的过分拥护使其变得不可信”。[6]贝林呼吁在教育史研究中拓宽对教育的界定，他给教育的定义是“教育是代际文化传承的整个过程”。[7]贝林认为教育史的研究目的与其说是了解过去，不如说是激发未来教师对美国公立学校的热情与信心。贝林的主要目的是要打破历史学家对教育史的冷漠。[8] 1965年，克雷明指出，教育史不仅是有关教育的历史，而且也是关于教育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的历史。克雷明认为教育史应该关注的是有哪些正规或非正规的机构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性格及情感，以及这些机构与其所在的社会的关系。贝林和克雷明认为把公立学校历史等同于美国教育史，以及把公立学校视为美国民主、进步、自由的基础，严重歪曲了、简化了美国教育史，他们都主张从广义上理解教育。“贝林和克雷明对教育史研究范围的探讨，不仅使美国人把注意力从公立学校和正规教育转出来，而且开始质疑这些机构的合理化，对它们的中心地位提出疑问意味着开始怀疑支撑原来历史研究的概念”。[9]贝林和克雷明是温和修正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教育不是一个机构或机构的复合体，而是一个社会传播其文化的活动。他们主张通过扩大教育史的研究范围来修正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传统。 20世纪60年代末，凯茨（Michael Katz）、卡雷尔（Clarence Karier）、斯普林（Joel Spring）、福尔劳（Paul Violas）、梯也克（David Tyack）等人出现在美国教育史学界。这些人深受60年代民权运动、反对越战等影响，开始用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国家、社会剥夺和弱势群体、社会控制等概念来分析美国教育史。他们从根本上怀疑美国教育制度的合理性，被视为激进修正派。激进修正派认为卡伯雷的错误不在于对教育的狭隘理解，而是不加批判地从教育改革家的设想推断出学校教育的历史作用。激进修正派一反“辉格派”从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论推演出学校教育的作用的研究路径，而是从学校教育的实际结果入手，推断出历史上政治家、思想家的对学校教育的真实目的。激进修正派的共同主张是美国的公立学校是富人和中产阶级控制穷人的工具；学校改革实质上是中产阶级通过扩大学校的强制权力，目的是在道德上控制穷人；学校一直有意消除文化多样性；公立学校从未帮助穷人的孩子实现向上层社会的流动；学校作为改革家有意选择的官僚制度是使社会分化永久化的最佳工具；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资本主义服务，向未来的工人培养资本主义所需的工作习惯。[10]他们认为虽然公立学校在美国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但这种影响是教坏了美国人。[11] 激进派对学校的社会功能提出了一系列煽动性问题，迫使读者重新去检验自己的理论假设，重新思考已被长期接受的学校教育目的。正如卡尔·卡斯特（Carl Kaestle）指出的，“激进派史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所证实、所反驳的都迫使我们思考新的问题，寻求新的资料，这是激进派对教育史学的最大贡献。历史学家们再也不能在不考察到底谁上了学，在学校学习了多久，学校教育对他们的未来产生了何种影响的情况下，轻易地把学校描绘成人们进步的阶梯”。[12]凯茨指出“修正派”对美国公立学校重新修订之后，“如今，稍微了解教育史学中的‘修正派’的学者都不可能再理所当然的认为公立学校的发展是民主与慈善的胜利”[13]，修正派指出了人们有关教育记忆中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