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使中国农村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农村现代化，曾进行过多次探索，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是其中之一。它引领中国农村十几年，对中国农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做一回顾和总结。 一、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的进程 20世纪60至70年代，《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和《新华月报》等报刊以社论、新闻报道（典型经验介绍、各级政府的号召、会议发言稿）以及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美术等多种形式对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颂扬。同时出版了多达上百种农业学大寨图书。“文革”前的报道基本上属实，推动了中国农村工作的发展。“文革”后，由于受“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心理的影响，报道和图书多缺少理性分析和论证，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978年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到大寨参观考察后，在政协会上尖锐地提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向歧途，是把农民推入贫困的峡谷！”[1]从此，大寨的盖子被揭开了，各种报道和舆论又对大寨在“文革”中的极“左”表现进行强烈指责，揭露学大寨对各地农村造成的各种恶果。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批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以下简称《总结》），对大寨以及1964年以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作出政治定性。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史料的角度来看，虽然这两个时期的报道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农业学大寨时期的社会景象，但是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偏颇性。因而，这两个时期对大寨的种种报道和出版物都称不上学术研究。 80年代至9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学界开始反思集体化经济。部分省（市、区）相继整理出版了反映本省（市、区）的农业合作化史料，如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主编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王祝光主编的《广西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耕今主编的《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贵州农业合作化史料编写委员会编撰的《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甘肃省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编的《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山东省农业合作化编辑委员会编的《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道霞主编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编写委员会编的《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于文贤主编的《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化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等编的《广东农业合作制文件资料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这些书籍的编撰和出版为研究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经济奠定了基础。随之，学术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80年代末，学界围绕着《总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重新进行阐释和研究。李德彬、赵德馨、蒋家俊、柏福临等在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时，涉猎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内容。①特别是赵德馨从生产力的角度考察了农业学大寨对中国农村产生的影响。90年代初，孙启泰、熊志勇应《40年国是反思丛书》之邀，合著《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2]该书大量地利用了记者报道和调查报告资料，叙述了大寨红旗升起与坠落的全过程，分析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的原因，总结了经验教训，成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的开山之作。1994年10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委托郭延狄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第一批课题《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回顾》，并于1995年完成初稿，1997年10月结题。② 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大寨这个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绕不开的历史环节给予关注，出版了一些涉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著作。③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还未出版一本系统、全面研究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专著。与之相反，大寨和陈永贵却为文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各种报告文学和传记作品层出不穷。④ 二、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的主要成果 目前，学界围绕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并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分期、发动原因、大寨典型性、大寨精神的评价及农业学大寨运动总体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分期 山西省委的《总结》报告以向大寨学习的内容不同为界分成两个时期，认为“文革”中的大寨已经由一个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逐步变为一个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3] 对此结论，史学界和经济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 以孙启泰、熊志勇代表，基本采用《总结》的观点。主张以八届十一中全会或“文革”为断线，将运动一分为二，之前的为“学大寨，赶大寨”运动，之后的十几年称之为“农业学大寨”运动。[2][P58]周德中也认为“四清”和“文革”两个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本质性的区别，“四清”时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教育运动，“文革”中的大寨则完全成了一个政治符号，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政治化了。[4][P40]这个笼统的认识并无错，只是随着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界对大寨这一政治典范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郑谦认为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召开为契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内容发生明显转变，其“左”的内容被淡化，而纠“左”和落实政策的内容在“左”的外表中发展起来。[5][P49]张神根也认为，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扛着大寨红旗的同时，开始着手纠正学大寨运动中的偏差，抓农业政策的落实。”[6][P57] 经济学界以程漱兰为代表，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将农业学大寨运动置于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模式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分析，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分为初兴(1964-1970)、高潮(1970-1978)、衰落(1978-1980)三个阶段。[7][P223～224] 事实上，这两种分法都暗含着一个条件，那就是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农业学大寨，但由于他们的学术背景不同，因而他们分析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史学界从运动发展进程本身分析，强调文革时期的大寨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并按其性质的变化分为两个时期。经济学界则从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剩余的农业集体化模式分析，认为毛泽东针对干部侵占农民剩余的问题而提出阶级斗争，并贯穿于文革前后，按照固有体制能量发挥的程度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分为三个时期。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后者只涉及到阶级斗争的某一方面，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