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之一。他在参与领导中国人民的濃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在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以及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中，都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周恩来不仅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作出过巨大贡献，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党的建设、统战工作等方面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都有重要的思想、理论建树，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担任国家总理，全面领导国家的建设工作。他以战略家的眼光，从国家建设的整体需要出发，十分重视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因而对我国的教育特别关心，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自新中国建立前到他逝世为止，仅收入《周恩来教育文选》的文献就有33篇。如果加上他在亲自领导教育工作的实践中，在同教育工作者、教育行政领导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发表的简短而精粹的意见、建议和指示，以及在同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等各界人士接触时谈及教育工作发表的某些意见，就更为丰富。 周恩来有关教育问题的谈话、讲话、报告、文章、批示、指示以及由他亲自领导制定或审批签发的教育法令、法规中所反映出来的教育思想、主张、论述是深刻而全面的。其中包括：关于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在国家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论述，关于制定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教育发展战略的论述，关于各类各级教育的地位、作用及办学指导思想的论述，关于教育改革指导方针的论述，关于青少年学生成才道路以及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关于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的论述，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以及关于教育方针的阐释，等等。可以说，有关教育的重大问题，周恩来都发表过重要而精辟的主张和见解。这些主张和见解中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是一贯的、有连续性而成系统的，已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因此，我们认为，“周恩来教育思想”的概念是成立的，值得认真学习和研究。 周恩来有关教育的见解、主张不仅全面、系统、深刻，而且一些与教育直接或间接有关的重要论断或主张，还是由他最早提出的。比如，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就是他在1963年、1964年和1975年首先提出来的。又如：人才是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培养人才是国家建设的关键、最中心的问题；对教育的投资应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宁可少搞一些建设项目也要多办一些学校；科学技术无国界；教育思想要来一个转变；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身体健康”是周恩来增加的——本书作者注）；成人教育应当与全日制普通教育占同等重要地位；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基础；教育工作不能“大大，小小”；要允许私人办学；“一主二从三结合”发展教育事业；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立场转变的三个阶段和进步的三个途径等等，都是由他最早提出，而且阐述得十分具体、明确的。 总之，周恩来有关教育的意见、建议、指示、主张、论述以及由此构成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永垂中国教育史册的珍贵遗产，我国人民，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应当认真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 周恩来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学说，生产力学说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理论。周恩来的教育思想，是在他领导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所未有的建设规模和空前巨大的人才需求，是其教育思想形成的客观基础。而其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对社会实践主体——人的因素的特殊重视，由此而产生对人才、对教育的特别关心，对提高劳动者（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素质的特别关注，对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爱护和尊重。具体地说，他的人才观、教育观，他对培养未来劳动者的普通教育和提高现有劳动者素质的成人教育的重视，他对培养、输送合格师资的师范教育的重视，对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的关注，对祖国未来希望所在的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切，对教育界领导干部端正思想作风和改进工作方法的关心等等，都是以其对人的作用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中，从来就重视人这个社会实践主体对改造自然、改造人类社会、推动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的能动作用。革命导师们不止一次地作出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的论断。人类活动的目标，是通过改造自然、改造人类社会本身去解放和发展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力，从而不断改善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而人，却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强大的生产力是劳动阶级本身”[1]，列宁也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2]。建设新中国，把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最根本的任务是依靠全体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力量去发展社会生产力。正是由于深刻地认识了人的因素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关系，把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重视发挥人的作用统一起来，周恩来才如此关心人才和教育事业。但是，真正能在发展生产力、建设新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的数量，而是人的质量。这一点，同人口增长放纵论者认为人越多越好的主张有本质的不同。周恩来在50年代中期就提出要节制生育、计划生育，全面提高中国人口的素质。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即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人才，才能在国家建设中起决定作用，而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人才，则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马克思说过，“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3]。这个劳动能力，就是“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总和”[4]。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类两种再生产学说的核心。周恩来正是依据上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提出有关教育问题的观点的。第二是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辩证认识。周恩来在50年代初论及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就提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我国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指教育——本书作者注）。在论及教育改革时，周恩来指出：“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般来说，经济是基础，教育具有上层建筑的某些属性，经济的发展对教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往往决定教育的发展水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因为教育是培养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要素——劳动者的事业，没有足够数量的人力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发展生产力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教育的发展程度同样要制约甚至决定经济的发展水平，影响甚至决定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经济刚刚起步，或者即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国家，教育甚至还要适当超前发展，或超前改革，即起“先锋”作用，以便为经济发展预作人才的准备。因此，周恩来把教育与经济看作“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的关系，也就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甚至相互决定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教育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人才、干部是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作用，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宁可少建项目也要多办学校，以及解放后首先抓教育的整顿和改革，强调要转变教育观念等等，都是以其对教育与经济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为基础而派生出来的重要主张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