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钱庄在近代农村旧式金融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同城市钱庄和城市金融业紧密相连，是全国钱庄业的有机成分。学人关于近代钱庄业的研究，集中于城市钱庄，且仅限少数口岸城市钱庄，广大农村地区钱庄业的研究，尚是一片空白。 钱庄业的发展和兴衰，农村和城市之间有一个“时间差”。19世纪下半叶，当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的钱庄业蓬勃发展时，在农村大部分地区尚无钱庄；20世纪初，当城市钱庄业被银行排挤、取代，开始走向衰落时，农村钱庄却在排挤、取代典当业，正处于发展高峰，在某些地区甚至一度与银行分庭抗礼。进入30年代，东北沦陷，华北被蚕食，银行不断向农村扩散，币制改革全面推行，农村钱庄也同城市钱庄一样，急剧衰落，不少地区完全消失。 近代农村地区的钱庄资料稀少，又十分分散、零碎，进行系统研究有相当难度，惟近年大量编纂出版的地方志，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这里主要利用这些方志资料，对近代农村钱庄业的起源和兴衰，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货币兑换和农村钱庄的起源 农村钱庄同城市钱庄一样，最初也是源于货币兑换。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市场的血液。明清时期，尤其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的入侵和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农村商品经济和商业流通加速发展，但中国古老和紊乱的货币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致市场血液流通不畅，严重制约商品流通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 清代货币制度是不完整的银铜平行本位制度，银、铜两种金属以其本身的价值作为货币同时流通，但银两、银元和制钱、铜元的铸造以及名称、重量、成色、质量、规格极不统一。据民国初年的统计，全国各地通用的宝银名称、成色和重量达100多种，最多的如山东，就有16种，直隶有10种。①实体银两之外，又有“虚拟银两”，名目亦多。②各地银两的复杂和混乱，给交易、汇兑、资金解运和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麻烦。有人统计，从江苏拨解一笔税款到甘肃作协饷，竟然要经过9次兑换。③相对于称量货币银两而言，作为单元货币的制钱，由官府铸造，以个计值，相对简明便利。不过实际流通价值仍因其本身重量和成色而异，但问题是各种制钱的重量和成色并不一致，封建政权甚至蓄意减低其重量和成色以谋利，从而加剧了制钱价值的差异和混乱。同时，各地制钱的计数规矩及习惯繁多。所谓“千文”，实际并非一千，而是几百，两者之间有一个差额，其大小不仅地区之间不同，即使同一地区也多种多样，④繁复至极。愈到后来，货币种类和流通习惯愈益复杂。到清末民初，货币种类除了银两、制钱，又有银元、毫洋和铜元，以及各种纸币和兑换券。货币种类和名目愈复杂，市场交易、人们经济往来所遇到的限制和障碍也愈多。农民通常出售少量农副产品，以及市场上的小额交易，多是铜钱或毫洋，而牛马等大型牲畜交易、土地房产买卖或交纳钱粮、地租(货币租)，通常只收银两或银元。农民必须将铜钱兑换成银两或银元，才能交租纳税或购买牲畜等。同时，包括银两、银元在内的许多货币的流通范围，也有诸多限制，往往在甲地流通的货币，到乙地就不被承认。⑤一些行商走贩所卖货款也多为散钱，返回携带不便，亦必须换成整钱。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钱币兑换才能解决。 随着农村商品交换、商业流通的发展，尤其是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人们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货币兑换愈加频繁，从事货币兑换的人数不断增加，逐渐成为一种行业。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专门替人进行银钱兑换的“钱挑子”、“钱摊子”、“钱匣子”、“钱桌子”。这是一些地区早期农村钱庄的萌芽。 贵州地区的银钱兑换业出现很早。宋、元后，货币兑换业已开始萌发。明末清初，省内少数民族习用白银，市场多以白银交易。银匠铺、银炉(又称煎销业)代为熔解、化验、鉴定，或以片银改铸银锭，或以大易小，以劣换优，银钱兑换业已成为市场交易和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中介人。雍正至光绪初年，省内公私炉座竞铸铜钱，质量高低悬殊；清末民初币制混乱，银两成色不一，铜钱轻重各异，纸钞币值不稳，银钱兑换业者借以哄抬、抑压，扣取费用，从中渔利，进入银钱兑换业的黄金时代。银钱兑换业者，初始以铜钱数吊为本金，用绳索串成“钱串”搭在肩上，走街串巷，四处兜揽，藉以谋生。兑换对象以四郊农民为主，城镇居民次之。其后改在路边摆设“钱摊”，置条桌一张，有“钱板”数块，板上按银元、银辅币及铜元大小，凿成半圆形凹槽，每槽可装铸币100枚。这类“钱摊”，各县城镇随处可见。一些盐、米、杂货商铺亦兼营银钱兑换。 1933年“废两改元”后，贵州一些边远乡镇尚有少量银两、制钱和银元、铜元、纸钞同时流通。币种繁多，品质混杂。⑥银钱兑换业者利用不同币种材质、成色、比价及其变化，以及各地交通落后、行使货币习惯不同、某些币种的季节性需要(如春节期间各家各户需要大量铜元用作压岁钱和零星开支)等，贩运倒卖，操纵价格，牟取厚利，银钱兑换业一直十分活跃。如修文县，1935年前，主要流通银元、铜元和银毫等硬币，因含银成分不一，交换比值出现差异，银钱兑换业兴盛，经营者每逢集日，往来于县城和狗场坝、扎佐等集市，巡回兜揽，称之“吃措钱”。⑦ 山西银钱兑换业的产生亦甚早。晋人擅于经商，山西一些小城镇，明中叶后即已成为大小市场的所在地，商品交换和商业流通发达。人们在纳税、购物和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进行银、钱兑换，由此吸引一部分商人专门从事银钱兑换业。山西早期的银钱兑换机构叫“钱桌”或“钱铺”、“钱肆”。孝义、平遥等地，清代前期即有钱摊、钱肆、钱店。乾隆年间，孝义钱铺、钱摊“遍及城乡”。⑧ 四川在清末民初时，各地银钱兑换和银两倾销行业都相当发达。光绪、宣统年间，巴县、成都城乡的钱铺、钱摊多达三四百家。永川县属，清末民初因商业繁荣，而交通不便，土匪猖獗，进出口商所收的银元、铜元必须换成美丰银行的兑换券或粮契税券，以便携带，钱摊曾旺盛一时。到1925年，全县还有钱摊20余家，大的有铺面，小的仅一桌一椅，一个铁丝网笼子，上层放置钞票、银元、毫洋之类，下层放着各种铜钱或小钱，既轻便又安全。忠县一带，1904年后，铜元、银元开始在市面流通，从事银钱兑换的钱摊随即产生，逐渐发展到11家，分布县城内外。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