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7）02—0032—06 一、民族精神危机：特殊抑或普遍 民族精神危机是当前强调加强对青少年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现实依据。这种危机的表现大都为：青少年盲目崇拜西方，往往用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评价中国的现实；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比较关注个人的物质利益和享受，缺乏艰苦创业和劳动创造的思想行为，民族自强力下降；淡忘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低估了中华古代文明等。[1] 党的十六大将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对民族精神的一种时代解释。也有人依据传统哲学概括其丰富的内涵，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公无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厚德载物”、“大丈夫气节”等。由此可见，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质就是培养民族国家里的青少年对这些价值内涵的认同，从而解决上述民族精神危机问题。民族精神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认同教育。 民族精神教育是强调国家认同的重要表现，民族精神危机实际是一种国家认同危机。国家认同是个人对所在国家的民族文化特性和政治主张特性（包括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承认和接受，并进而产生的归属感，它包括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因为对国家的认同是对自己身份的一种确认。澳大利亚学者罗斯·普尔（Ross Poole）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共同体，归属一个国家就是通过归属赋予自己一种身份，如成为一个澳大利亚人、德国人或法国人，从而知道我们是谁。”[2] 当前我国民族精神教育强调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和贯穿始终的主线，这说明民族精神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尤其是文化认同。虽然民族与国家是不等同的两个概念，但是关于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的论述却是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因为现代民族国家是在共同的地域、文化、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现代民族国家里，民族文化为民族国家提供了基础，而民族国家则是维护民族利益的一种暴力工具。这是国家意识的表现。 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民族精神的削弱是全球化（西方文化扩张）的结果。这一看法把民族精神危机认为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非西方国家的特有现象。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文化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下，面临着一种“国家认同危机”。有人以“去中心化”来概括这种危机：“各种去中心化运动正严重侵蚀着国家认同赖以产生的根基。尚未完成民族建构的后发展国家，一面要压制或导引去中心化导致的对国家的疏离，一面要融入全球社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3] 这实质是以依附论的“中心—边缘”模式来分析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同化影响。 那么，当前的民族精神危机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现象吗？笔者认为，当前的民族精神危机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现象，而是当代社会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全球化不仅带来全球性生产，其世界市场也要求全球性的消费。这种经济消费主义网络及全球化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带来了个人的民族国家历史感和责任感的丧失，带来青少年一代享乐主义的盛行。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批评市场侵蚀生活的主流价值和民主理念：市场造成的物欲膨胀和消费主义蔓延，使个人的满足、享受替代了勤俭生产和对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服从，以极端自我主义替代了谋求权利与责任相匹配的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财富多寡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准。 [4] 1997年，公民学家向澳大利亚政府提供了一份报告，指出澳大利亚人， 尤其是年轻人对国家宪法、政治制度和程序以及公民责任知之甚少，而且其他调查也表明，很多澳大利亚青年和老人对政治制度表现出“日趋幻灭、不满和疏远”。[5] 民族精神危机的普遍性意味着我们探讨民族精神教育的基点应该是“人”，而非民族、国家等群体。因此，我们应该从人的存在方式来看待当代民族精神危机。据此，我们认为，民族精神危机就是个人自身存在的危机，是一种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意味着个体的解放。舍勒认为，“现代性问题首先是人的实存类型的转变，即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个体的生成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标志。”[6] 吉登斯把社会关系的“脱域机制”（disembeding machinism）作为现代性的动力之一。[7]“脱域”使个人从传统社会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人身依附中逐步独立出来，人与人的关系纽带从地缘、血缘、共同文化和信仰、道德规范等转变为抽象中立的交流媒介——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脱域”使现代人摆脱了身份、等级和出身等传统社会对个人的制约，对任何事物都从自我的立场出发，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以及自由地选择他所喜欢的生活方式。现代性的后果就是绝对价值的消失、个体的突出、社会整合度下降、个体脱离对群体的依附。崇尚个体的自由与权利的现代可能是一个个人启蒙的时代——个人权利和主体意识高扬，也可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对专制制度的犬儒主义态度也伴随着民族文化与道德意识的虚无主义。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成为个体行为的最高准则。现代社会对个体对于群体的依赖和归属是排斥的，这种排斥源于自由的渴望，力图摆脱群体的束缚。国家化学校教育的传统任务自然受到质疑和排斥。当前各国普遍存在的民族精神危机只是这种逃脱、排斥的表现。因此，当代的民族精神危机是现代人追求个体自由的表现，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必须得回答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个人自由的关系。这是民族精神教育探讨的核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