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6)05-0003-09 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久已为中国教育学界所熟知。他被视为“科学教育学之父”、“教育性教学”的倡导者及教学形式阶段的发明者。他主张建立独立的教育科学，并明确指出：“教育学作为一种科学，是以实践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说明教育的目的；后者说明教育的途径、手段与障碍。”[1]187 值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问世200周年之际，本文试图以六卷本《赫尔巴特文集》（中译本，2002）为主要依据，进一步探讨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与伦理学思想。 一、赫尔巴特研究教育的基本路径 赫尔巴特早年在家庭教师那里以及拉丁语学校和耶拿大学接受过良好的哲学教育，熟悉沃尔夫、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及席勒和歌德的诗作。从他后来的作品中，人们不难看出其教育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伦理学、心理学和美学）的密切关联。1797—1800年，他在瑞士从事家庭教师工作。1802年，他开始利用自己宝贵的教育经验尝试从哲学角度说明教育的目的。这一年他发表的两篇论文已反映出其教育思想的基本倾向：一篇是《裴斯泰洛齐的直观教学ABC思想》（Idea of an ABC of Sense Perception），另一篇是《论对世界之审美描述是教育的首要工作》（The Aesthetic Presentation of the World as the Chief Business of Education）。1806—1808年，赫尔巴特基本完成了他在哲学与教育学方面的思辨性研究，主要成果是《形而上学要点》（1806）、《普通教育学》（1806）以及《一般实践哲学》（1808）。1828—1829年，他发表了《一般形而上学及哲学的自然学说开端》（两卷集）。“在结束了我撰写思辨论著的工作以后转回到教育学研究上，投入大部分时间于教育的研究，并带着纯粹的实践的兴趣尝试，使已取得的经验结果体现在文字作品中。”[2]161 作为这些文字作品之一，他于1835年发表了《教育学讲授纲要》。 德国学者诺尔贝特·希根海格（Norbert Hilgenheger）认为，赫尔巴特教育思想模式的发展是沿着两条有鲜明区别的路线展开的，一条是分析性路线，另一条是以实现综合为目标的思辨。前一条路线从赫尔巴特本人的经验和实验开始，首先导致经验主义教育学，然后形成教育的哲学理论。这条教育思想路线使哲学或多或少地依赖于教育学。后一条路线从已有哲学体系的原则出发，从中发展出一套有关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学说。这条路线使教育学依赖于哲学，特别是心理学和伦理学。“青年赫尔巴特的教育著作多采取分析式的教育思想模式，极少例外。而在他中年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作了全面阐述之后，他便一直优先遵循以确立综合为目标的思辨方式。”[3]186 赫尔巴特在教育研究中，一直关注哲学与教育学以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他明确地说，哲学，主要是心理学和伦理学，是他建立教育理论的基础，认为“教育的真正完成者是哲学。”[4]71 “教育学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哲学的一种应用。”[2]160 在赫尔巴特看来，“凡没有哲学思维的人去从事教育，很容易自以为自己已经做过广泛改革，其实只是对方式、方法稍稍作了些改进而已。在这里，比任何别的方面都更需要用哲学的眼光来检验那些流行的思想，因为在这里，日常的工作和受到形形色色的思想影响的个人经验如此严重地使人的视野变得狭隘。”[4]198 1802年，他在《关于教育学的两个讲座》中，主张将“作为科学的教育学”与“教育艺术”加以区分，认为一门“科学”是包含了全部思想内容的一系列原理的综合。这些原理有可能相辅相成，体现为基本原理的结果，原则中的原理。而“艺术”是一系列能相互统一起来以实现某一目的的技能的综合。“就是说，科学要求的是从其缘由中导出原理，是哲学性的思考；艺术要求的是不断的活动，只是通过艺术活动得到结果，艺术在其实践中不会陷于思辨、瞬间唤来的帮助，不合它意的成千事件会招致它的抵抗。”[5]197 赫尔巴特看到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裂痕，并试图解决两者之间的联结问题。在他看来，即使一位相当出色的理论家，在他实践自己的理论时候，便在理论之间完全不由自主地会出现一个“中间环节”，也就是某种实际的行动，即做出迅速的评判和决定。这些行动不像成规那样总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求针对个人情况提出切实要求。他认为，纯粹的理论和纯粹的实践都存在问题。理论，从其普遍性来说，涉及的范围超越每个人在其实践中只接触到的极小一部分。由于它直接源于它的普遍性的不确定性，又忽略所有具体事例，忽略所有个人的环境，而实践者又恰恰时时刻刻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它忽略所有的个人措施、思考和努力，而实践者恰恰是通过这些来适应那些环境的。因此，在“科学”这所学校里，对实践来说，总是不是学得太多了，就是学得太少了。也正因为如此，所有实践者在他们的艺术范围里都很不愿意参与到这种彻底研究过的理论中来。但另一方面，经过分析和验证已经十分广泛与频繁地证明，纯粹的实践毕竟总是墨守陈规，局限性极大，得不出任何决定性的经验。只有理论才能告诉人们，如果要得到某种肯定的答案的话，应该怎样通过尝试和观察去了解本质。这也完完全全适用于教育学实践。而实践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在人本身那里一开始就取决于他的情感，而远非取决于他的信念。[5]199,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