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征程的艰难跋涉（上）

      一、农业

      （一）中国农业发展总趋势的一个测试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的农业大国。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农业记载相对缺乏的农业大国。代表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变动——人口和土地方面的统计，就缺乏比较精确和前后比较一致的记载。撇开历史上官方的文件遗存，单就现代学者对历史遗存的研究而言，仅在我的良师益友李文治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我就发现19世纪中期每一个农民的耕地面积，比17世纪乃至18世纪高出1倍，如果按“人丁”统计，则更为突出。出现这样大的差异，这是难以解释的。即使把清初的土地荒芜考虑在内，也不可能形成这样悬殊的差距。①

      当然，在个别地区，农业生产有的可能有所上升。根据章有义先生的研究，“19世纪以降乃至近代，纵不能说没有点滴变化，但从总体看，确实谈不上有什么质的变革。试用显微镜来观察，不难看出种种新因素的萌芽，如新式农机具、改良农具、化学肥料、外来良种等等。但都不过是汪洋大海的传统农业中迸发出的几点火星，远未形成火炬。”②事实上，早在19世纪的60年代，在极小的圈子里，便有这方面的涌动。1866年有消息说：中国曾从锡兰进口一架揉茶机，由于唯恐引起揉茶“苦力”的骚动而未敢装配应用③。60年代末，天津海关税务司为京城杨姓大户订购了一批农业机械，作了一次专门报道，报道中说，订购的农业机械中，“有耕种、簸、刈禾等，诸般造作，便捷异常。天工人夺，中外观者如堵，皆啧啧称羡”。为了显示隆重，还“恭请”通商大臣崇厚观阅，驾到时升砲二十一响相迎。阅毕还备治大餐延款。④同样的报道，还见于80年代初之《益闻录》，报道以《机器垦荒》为题写道：“兵灾后，各省荒地殊多。”“兹闻天津有客民在距津一百五十里地方，批租荒地五万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行见翻犁锄耒，事半工倍。各省农民，定必有闻风仿办者，眼界当为之一扩也。”⑤而前以天津购机开垦土地5万亩之盛举，余音缭绕，又见之当时的《教会新报》，报道中说道：“中国富贵多人见外国之天津税务司巴德⑥，所买机器甚少，不日欲同巴德往外国观机器造法及开矿诸法，此真好学者矣。”⑦

      然而这个“好学”的帽子，并不好戴。就在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北京和各地区更设立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农事试验场，买来了一些外国新式农具。但是结果怎样呢？差不多都成了一种装饰品。不做实验，不想研究，不做比较，根本就不想使用，有时甚至把一件所谓‘洋犁’高高地挂在墙上！对于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发生任何关系或影响。”⑧洋犁不下田，却“高高地挂在墙上”！说这一段话的人是一位农业机械的著名教授，是一位中国农业机械历史的权威。因此，这绝不是他的凭空捏造，而是活生生的客观现实。它证明了章有义先生生前所说的新式农机具等等“都不过是汪洋大海的传统农业中迸发出的几点火星，远未形成火炬”。

      （二）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变动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言人人殊。已故中国农业史专家章有义先生在他生前的最后岁月中，作了一些新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值得加以引述。

      章先生的基本观点是：从人口持续增长和耕地面积日趋扩大这两个确凿的客观事实看，近代中国农业生产有所增长的结论是可信的。而在人口增长对土地的相对压力明显增加的条件下，人均产量增长的论断，就难以令人信服。而最难确定的是单位面积产量（以下简称单产量）的变动趋向，这是特别需要作进一步探索的基本问题。

      章先生对这一项研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尽量引用体现时间系列的统计资料，不以个例为立论的依据。他利用国民党政府和日、伪农政研究会遗留下来的统计，选取大豆、高粱、玉米、谷子和小麦 5种农产品在1924-1944年间的耕种面积指数和总产量指数，从中得出5种农产品的单位面积生产指数，而将个例与孤证立于辅助说明的地位。这比流行的议论，就要棋高一着。

      根据他的统计，他得出的结论是：“从1924年至1944年20年间，耕地面积扩大了86%，而农产品总产量仅增长20%，因此单位面积产量反而下降了35%。”⑨他指出，“有人总结说：‘东北之近代农业发展方式，与日本、韩国、台湾不同，盖后者已趋向集约经营，而前者则为掠夺方法，其发展之基础，全赖扩张耕地’。这个论断大体符合实际。”⑩他指出：“看来，一般地断言近代中国农田亩产呈现继续增长的势头，否认‘人口压力下土地过度耕作，地力枯竭’的现象，是没有充足根据的。从土地利用上讲，地力下降意味着‘吃老本’。这不是什么无增长的‘均衡’论、‘陷阱’论或‘内卷’论所能解释的。这正是近代中国农业危机的实质所在。”(11)

      尽管章有义先生所作的研究是如此难得，作者还是一再表示：他“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讨论东北农田产量下降的具体原因，而只想证实这一事实的存在。”他又一再表示：“这个事实究竟具有多少代表性，一时很难作出确切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待广泛开展各地区、各类农田生产率的专题研究。”(12)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他在此一研究完成不久，便离开了他的书城，走向另一个世界。留给我们的是一支力无穷尽的接火棒。

      （三）美国优质棉种的引进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农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已经开始环视世界，寻求农业新品种的引进。半个世纪以前，在中国农业史专家李文治先生编辑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就对“提倡植棉及美棉的传播”给予了充分地注意。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之初，清朝政府的农工商部就开始注意到美棉棉种的引进。在详查美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之外，复拟订表式，通咨各省，“将全境棉业情形再行详晰调查，遵式列表”，“即由各省商务议员、商务总、分务会分别考核汇报。”这里仅以产棉大省之一的江苏为例，作一个案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