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德里达的友谊政治学

作 者:
陆扬 

作者简介:
陆扬,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陆扬,男(1953—),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后期德里达一般认为历经了一个“政治学转向”,其中《友谊政治学》可视为这个转向的代表作。友谊政治学的核心是解构“博爱”(fraternit),揭示其希腊语境中兄弟义气的语境,以及博爱这样一种作为西方政治学基础的自然血统实际上何以是子虚乌有。针对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以分清敌友为政治学前提的观点,德里达指出后冷战时代敌人消失之后西方政治学迷失方向,是为各种错位移位提供了可能。而德里达的“款待”和“民主”思想,是再一次呼应了《马克思的幽灵》中提出的“新国际”思想。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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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7)04—033—(7)

      一、政治与友谊

      后期德里达普遍认为是经历了一个“政治学转向”,这是不是德里达走向成熟的标记,一如许多关心解构主义的学者曾经期望的那样?这位先是对政治学讳莫如深,终而开启金口又一发不可收拾的解构宗师,在传统政治学的宏大话语背后,又读出了什么云谲波诡的潜台词?这些问题,德里达本人1994年出版的《友谊政治学》,被认为是作了比较深入、虽然同样还是云谲波诡的回答。由此在德里达的后期著作中,它也当仁不让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该书的基本内容出自作者1988至1989年在巴黎一个研究班上的系列讲演。这正是欧洲风云突变,苏联行将解体的前夜。德里达自己在该书序言中交代,每一次讲演他必引蒙田作开场白:“O mes amis,il n'y a nul ami”(哦我的朋友,没有朋友)。开场白之后便是德里达一以贯之的海阔天空、云遮雾障作风。该书理路与德里达先时的作品也有所不同,如果说解构主义向来诉说的是意义和判断无从确证和自相矛盾的悲哀,那么,如今德里达的“政治转向”发生下来,我们则发现他重读传统政治理论的一片苦心,归根到底是在为他新的政治学构想寻找一块稳固的基础,由此责任和使命感将别开生面重新建树起来。这一理路,对于受过太多一味解构而没有建构指责的早期的德里达,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德里达意识到了读者是期待他作为先知式的后现代领军人物来振聋发聩。但很明显德里达并没有屈从此一诱惑,反之在《友谊政治学》里他一再警告读者,对这部作品作仓猝阅读,势将贻害无穷。所以需要耐心细读。诚然,德里达喜欢铺天盖地陈列问题,喜欢不着边际跑野马,但是陈列问题也好,跑野马也好,其实不是随心所欲的天马行空,而是自有其精心设计的解构主义逻辑。我们不妨来看在《友谊政治学》各章中反复出现的上述题记:“哦我的朋友,没有朋友。”这是德里达从蒙田那里引述过来的据信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这句话有太多的解释。该书序言中德里达对这句话有如是说明:

      “哦我的朋友,没有朋友”:这也许是一声抱怨、一句牢骚。它是一个抱怨的人在抱怨,自怨自艾;或者是他人的抱怨,抱怨他人。但这里的问题是,既然我们现在是在同朋友们说话,告诉他们没有朋友,抱怨他人的怨言又该对谁而发?他们并不“在场”,他们不在这里,既然不在场,又何以领受怨言,或者认可它言之有理?何以哪怕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句话的语法,这句原初方言中给砍头去尾拉将出来的引文?①

      所以除非这些朋友们过来聆听。注意上面“哦我的朋友,没有朋友”的法文原文,第一个“朋友”是复数,第二个“朋友”则是单数。德里达指出朋友人数必不可多,他还是引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朋友人数一多,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而这少数人之间的友谊,具体来说是男人之间那一种志同道合的友谊,事实上成为西方两千多年政治学的自然基础。

      那么,“哦我的朋友,没有朋友”这句话的语法又是什么?德里达对此也有分析,《友谊政治学》题为《寡头政治:命名、枚举、计算》的第一篇,开篇就言及“哦我的朋友,没有朋友”的语法结构。德里达指出,这句话的逗号两边,是一个独一无二句子的两个相互脱节的成分。它是既肯定,又否定,所以是一个不可能的宣言:要是没有朋友,我如何可以称你们为朋友?凭什么?你们如何能把我的话当真?要是我叫你我的朋友,我的朋友,那么,我又如何敢说没有朋友?德里达的这些问题一如既往演绎了解构主义双重场景、双重主题和双重契机的传统,它当然不是故意说玄弄虚。

      不光是朋友的概念,友谊的概念也是扑朔迷离的。关于友谊是什么,德里达大力阐发了亚里士多德《欧德谟伦理学》里的一个观点:对于友谊去爱比被爱更为可取。他指出,这一论断的言外之意则是公正和政治。公正意味着一种行为方式,一种与公平准则相协调的行为方式。所以友谊首先也是行为,其次再是状态。关于友谊必须先去爱然后被爱,德里达认为这里面道理很简单:人有可能被动被爱而并不知情,但是不可能主动去爱而并不知晓。故人言友谊,必是从去爱开始,然后被爱。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秩序:

      人可以被爱而不知不觉,不知道他被人爱,就此而言是仿佛是幽闭在一个秘密里。我们可以说这一类秘密永远不会揭开。但是人不能如此这般在对友谊自身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去爱,也必定不可以这样去爱。公理:我对某人的友谊,无疑爱亦然,不可能对我自己是个秘密。②

      德里达认为,去爱和被爱的这一不可通约性,是超越了一切计算的原则,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具有颠覆性。这是说,传统伦理学中渴望被爱,追求名声、荣誉和得到认可的欲望,将变得无足轻重。人可以喜欢被爱,但是爱永远比被爱更为重要,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像行动之于痛苦、主动之于被动、本质之于偶然、知识之于无知。

      但友谊又有不同种类。德里达注意到亚里士多德阐述过有三种类型的友谊:第一种是高级次友谊,它立足于德行,同政治全不相干,这是两个有德之人之间的友谊。第二种友谊基于功利和有用,这就是政治的友谊。第三种是低级次的友谊,建立在快感之上,系年轻人之间寻求快感的那一类友谊。这可见友谊并不是全然涉及政治的。事实上德里达通篇讨论的主要是第二种友谊,即政治的友谊。于是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是应当在政治盟友里面寻找友谊呢,还是先友谊后政治?政治和友谊是一回事情吗?我们能不能和政治上的敌人结成朋友?这样思量下来,不奇怪友谊成为政治定义中的组构成分。由是而观《友谊政治学》,据德里达自己的解释,便是追踪友谊与政治之间的悖论线索,找出一个古希腊以降的主导模式,它是希腊文化的主导模式、罗马文化的主导模式,也是犹太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主导模式。指出这个模式在希腊、在中世纪以及今天肯定不全是一回事情,但是它有一些恒久的特征,《友谊政治学》这本书试图寻找出来并且加以分析的,就是这些恒久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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