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7902(2006)03-0001-14 对实用主义思潮的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实用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杜威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杜威的巨大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1919年后杜威在中国为期两年的演讲活动，二是杜威的学生在中国不遗余力的推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中国有众多的学生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生群体中，陶行知和陈鹤琴无疑是代表性人物。他们两人在基础教育领域都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提出的是“活教育”理论，他是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建国初期，在批判《武训传》和重新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同时，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受到了质疑。 一、陈鹤琴的初步检讨 1949年，陈鹤琴被邀请参加首届政治协商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社会影响是明了的，对他的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评价。陈鹤琴在政治运动中也积极配合，如，1950年在南京的反侮辱反诽谤运动中，当时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的陈鹤琴在控诉大会上发言： 我从教会中学到教会大学，以后又到美国留学，前后一、二十年。今天我就是以这样一个受美帝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来控诉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我们不要忘记奥斯汀最近在安理会上狂吠，说在中国办了多少学校，培养出多少毕业生，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我由美国回国，教了几十年书，怀着满腔热情到上海租界里办学校。租界里的教育可以用四个字说明，就是“奴化教育”。租界办了四个华东公学，校长都是外国人，教员大多数也是外国人，课本统统是英文。帝国主义办这种学校的目的是为洋行培养书记、打字员……，总之是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奴才。帝国主义者给这几个学校的常年经费只抵得上一个为他们享乐而设的交响乐队的常年经费。但帝国主义自己在上海办的学校，房子好，钱也多，然而那钱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中国人民身上剥削来的！ 上海工部局(解放前帝国主义者在上海联合侵略中国人民的大本营)叫我办两个小学，但教员待遇，英美的教员一千元，日本人就要低三分之一，中国人又要低三分之一。厕所也要分白人与华人，正如对付黑人一样对付中国同胞。不许升我国国旗，唱国歌。历史课程不许读鸦片战争一课。美帝在中国办学校没有旁的意思，只在奴化中国儿童、把中国儿童训练成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隶。它的作用是毒药，我个人受美帝教育一、二十年，我不感激，只感到十分愤怒和恨[1]！ 但是，作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陈鹤琴是不会被忘却的。1951年，《人民教育》第二卷第六期发表了该刊副主编张凌光的文章——《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正式对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提出质疑。 张凌光首先指出陈鹤琴的教育理论完全是模仿杜威理论的。这很容易论证，陈鹤琴自己承认：“我提倡的活教育是和杜威的学说配合的，因为活教育和杜威学说：其出发点相同，其所走的路子相同，其所用的方法也相同。”“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儿童教育思潮的趋势和杜威博士的学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活教育，是接受世界新教育的思潮，并和杜威博士一样的，在创造理论也创造方法”[2]。 张凌光指出：“杜威实验学校原则和活教育原则基本相同。而这些原则中，最基本的还是‘教育即生长’。”[2] 张凌光认为这个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完全错误的。杜威认为教育即生长，除了教育自身外，没有别的目的。杜威这样讲不过是强调教育的自主性，强调教育不应该是政治的工具，也不是经济的工具，要尊重教育的内在逻辑。其实杜威的名著《民主主义与教育》已经明确告诉人们，教育不是没有目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学校中通过贯彻学生自治、尊重学生个性、尊重学生的创造性，培养互助精神、自治能力，为民主社会培养坚定的捍卫者。杜威反对的是德国的教育，他说：“德国教育之宗旨及方法，其目的在使人民服从君主长官，并非发展国民有完满人格者。吾人试一考德国小学教育之宗旨，其目的在养成国民有驯良之性质、服从之习惯与奴隶之精神。例如所用之教科书，必经教育部审定；儿童在校，除教科书外，不准用参考书；……说者谓德国之小学教育，对于爱国精神非常注意，此言果确。然德之爱国精神，其目的在爱皇室、不在爱社会。”[3] (pp.367-368) 张凌光认为杜威的教育生长论，教育无目的论是和美国没落社会密切相关的：“因为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既无前途，杜威又看不到整个世界的远大前途和发展方向，所以他的教育只能是应付环境，着重目前实用，只能是无目的的生长。”[2] 张凌光接着指出：“活教育的三大目标：(一)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目的论)。(二)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课程论)。(三)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方法论)。”[2] 张凌光认为活教育在抗战时期提出做中国人，比起无目的的教育生长论是有进步的地方。但是，忽视了阶级分析，做什么样的中国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