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5）06—0003—04 人文精神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自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文精神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社会又出现了种种前所未有的问题。人文精神也始终是一个或隐或显的主题。学者们也纷纷把人文精神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文精神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也开展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也很快影响到教育领域，教育理论界为了应对社会对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人才的需要，也开纷纷研究人文精神以及如何养育学生的人文精神。 何谓“人文”？根据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的解释，“人文”这个概念见于《周易》“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汉书·公孙瓒传论》“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唐朝李贤对此注曰：“人文尤人事也。”笔者对此的理解是，所谓人文就是与人有关的事情，具体而言，人文就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事情。所谓人文精神就是指人之为人的文化精神。 如果对人文和人文精神作一番历史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人文精神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换言之，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入，人文精神的内涵也不断地丰富。 诚如大家所知，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人文精神可谓一路凯歌，它逐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人文精神、人道主义的讨论却又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其原因何在？如果考察最近几十年和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我们就可以发现，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对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各方面的意义，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前，人们所说的人文精神主要不是指与人的自然性或神性相对的人的社会、文化属性，而是人自身和人的生活的价值属性。它主要针对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对于人和人性所造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失衡或对立。 一、当前弘扬人文精神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们提出弘扬人文精神，既是人类应对生存困境与挑战的需要，也是矫正学校教育目的的需要。 第一，当代社会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挑战。当代人类社会所出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等方面的诸多困境与挑战，归根到底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出现了问题。对人自身的认识是人文精神的核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要落脚到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来，即人是如何认识自身的，新的人文精神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促进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和生存状况的改善。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展开了对大自然的征服与改造活动。人类从自然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满足了自身的生存需要。然而，在人类向自然进军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冲突也日益暴露。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深刻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 人们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得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却也打破了自然的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困境。 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社会的人们在取得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也极大地释放了人的物欲和权力欲。人们通过一定的组织关系和制度，来实现对自然的占有。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表现为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然而，人们在向自然索取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利益的冲突，即必然会发生因为占有物质利益不均衡而导致的冲突乃至战争。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就充分体现出民族、国家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 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的首要目的是最大效率。为了这一目的，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可以牺牲。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所具有的效率以及由此创造的财富。人的能力、本质与天性在生产过程中的充分发挥，表现为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实现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现代人一方面享受着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高度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所出现的道德沦丧、酗酒、吸毒、犯罪等各种社会问题。 关于人与自身的关系。现代人迷恋于对自然的大肆掠夺，对社会权力的疯狂追求，而惟独忘却了对自我的认识及精神发展问题。人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而更加充实，相反，现代人却经常体验不到生活的乐趣和生存的意义。今天的人们已经“成为机械、技术、物质的奴隶，缺乏个性而丧失自己。沉湎于享受，饱食终日，拼命赚钱又肆意挥霍，把面包和欲望当作生活的全部目的。”[2] 人类陷入了精神的危机。现代人从自然中、从社会中确立了独立地位，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但是，人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却更加感到孤立无援，无所依靠，弗洛姆正是就此发出了“逃避自由”的呼喊。如果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那么20世纪的问题就是“人死了”。这里并不是说“人”真的死了，而是说，作为主体的现代人出现了自我意识的危机、信仰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