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走过四分之一多世纪的经济社会改革历程。这场以引入和培育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改革，不仅引致了当代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且也把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古国，一步步带到了21世纪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面前。中国27年的改革，已经谱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但历史反过来也向正在走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提出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的挑战。中国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当今中国内部潜存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平均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地区差异在不断扩大，政府官员腐败渎职现象大面积发生，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积聚等等问题将如何解决？市场经济初成的中国正在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不仅不断敦促我们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审视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当下格局，也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一些现存的、甚至难以理解和难以摆脱的社会安排及其运作方式是如何衍生、延存并且维系下来的历史轨迹。这就促使经济学界与其他社会科学界一起，去回顾并反思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走过的历史，去侧身了解并认识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路径。 站在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新机遇面前，回首反观近现代东西方社会历史演化的不同轨迹，人们现在一般相信，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兴起，晚清帝国中后期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停滞以至最后衰落，已成了一种人所共知的史实。然而，围绕着这些“史实”的一般“信念”和直观“印象”，现在依然存在着一些历史谜团。即使我们承认世界范围的一些历史定论，如到20世纪初，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比，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古国中华帝国在晚清内忧和外患的深重苦难中确实衰落了，但到现在，似乎仍然存在以下一些值得重新探究和思考的问题： ——在19世纪初以前，与西欧各国相比，晚清帝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到底如何？ ——西方世界到底是何时开始兴起的？其兴起的原因和动力机制又是什么？ ——在与西方世界近现代以来的经济起飞和兴起对比的参照系中，如果说晚清帝国经由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衰退而最后殒落了，那么其原因到底是什么？ 很显然，这是密切关联着的三个重大历史问题。从历史制度比较分析的视角重新研究和思考这三个问题，不仅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潜在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理解我们当下中国社会的运作，对确当把握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走向，也显然有某些可参考的现实意义。 二、19世纪之前的欧洲与中国：相对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之谜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认为，自15世纪以来，东西方社会在进入现代化的时间进程中出现了巨大差异，因而东西方学界也一般相信，在19世纪以前，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同时，中华帝国就相对停滞了。譬如，早在176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930,p.73)就认为中国经济已处于停滞和静滞状态了：“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即是说，是一个土地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它似乎长久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了。……也许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以前，中国的财富就已经达到该国的法律和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另据史料记载，在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问中国后，曾把中国比喻为“一艘摇摇晃晃的、老旧的头等战舰”①。自此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Friedrich Hegel)等西方学界的主流一直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停滞的“木乃伊式的国家”，而明清（特别是清代）则最能体现这种停滞的时代（转引自李伯重，见Will,1980，中译本，第13-14页）。 从人类社会的现代进程来说，长期以来，东西方学界大部分人一直相信，近代之后，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至少比西欧主要国家落后了二三百年。譬如，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和托马斯（North & Thomas,1973，参中译本，第129页）写道：“1500年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是中世纪社会和近代社会之间的分水岭。这一新时代的最初两个世纪，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发生了一系列不同的事件，如价格革命，商业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新大陆殖民地，世界贸易的发展，以及作为欧洲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的民族国家的出现”。诺思和托马斯还认为，自16世纪之后，“新兴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已经被发明出来，作为一个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力学相一致的经济组织的型构阶段，16世纪为其扩张时期，17时期为其收缩时期，其结果便是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商业制度。如果像诺思和托马斯和其他西方学者那样把1500年作为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社会之间的分水岭的话，那么中国史学界则一般把发生鸦片战争的1840年视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由此来推断，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的时间，至少要比欧洲晚300年。 在世界近代历史上，西方世界兴起的同时，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帝国却相对停滞了，这一点也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觉察到。譬如，早在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欧洲的资产阶级已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阶级。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正像它使乡村服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见马克思、恩格斯，1972，第255页）。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写道：当时的大清“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马克思、恩格斯，1965，第6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