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伴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国外一些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了新的变化，“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没有消除相互对立的同时，开始由基本上是完全相互排斥向互相借鉴、吸收的方向发展。”① 一、国外政党意识形态的兼容化倾向 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其阶级性，其集中表现就是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的目标、政党政策的价值取向、政党的动员力和整合力，以及一个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党的意识形态来体现。可以说，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的灵魂。 二战前，政党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极化态势，相互之间互相排斥，尖锐对立，刻意拉大意识形态的距离，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独立性。但在二战后，这种状况开始出现变化。政党之间不再刻意宣扬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而是逐步淡化意识形态，相互吸收，相互借鉴，阶级合作、“共识政治”取代了意识形态对立。政党本身的纲领和政策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包容性，政党之间某些政策的趋同性日益明显。表现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左翼政党的政策向中间靠拢，右翼政党的政策则走向温和。美国学者约翰·克莱蹲·托马斯对12个国家的54个政党按照10个方面进行系统分类，对他们在20世纪初10年直到1976年的政治倾向进行综合比较，发现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不断缩小。“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所有政党系统(美国除外)都缩小了党派问题的分歧，不管是两个大党集团之间的分歧，还是一些只占百分之五选票的政党之间的分歧。”②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也指出，二战后，工业发达国家在思想和政策的广泛领域内保持着一致的看法，“在美国，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一致。德国和奥地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之间以及加拿大的自由党和进步保守党之间，情况也大致相似。法国、意大利、瑞士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策普遍符合这种模式。”③ 这种政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兼容化倾向在资产阶级政党中是如此，在社会民主党中表现得则尤为明显。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甚至比两党内部总统和议员之间的差别还要小。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兼容性和相互靠拢，使两党有足够的包容力和应变能力，来大致体现美国民众的各种利益、愿望和要求及其变化，吸引选民的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经历二战后几次大选的失败后，于1959年提出了著名的“哥德斯堡纲领”，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淡化党的意识形态色彩，确立了一系列“中性”的理论和原则，以期吸引更多的德国社会阶层，尤其是逐渐增多的中间阶层，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完成了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的转型。1989年12月，该党又通过《柏林纲领》，强调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左翼人民党”，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和特权的团结互助的社会”是党的政治目标。德国社民党在1998年竞选纲领中强调，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从雇员、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科技人员直至企业家。1999年，该党在上台执政后又着手规划修改党纲。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强调有用的就是正确的实用主义，“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就是我”；“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对当前起作用的东西感兴趣”。⑤ 英国工党，向来以工人政党自居，近年来也与工会拉开距离，声称工党不仅是工会党和劳动者的党，也是中间阶层的政党，是企业界和商业界的政党。为此，1994年，第三条道路的探寻者布莱尔担任工党领袖后，开始对工党进行改革，并修改党章，放弃了坚持70多年的国有化目标。同时，布莱尔又极力淡化工党的阶级性质，强化工党的“人民党”形象。他在一次大会上说：“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包括私营企业主和无产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⑥ 而曾经是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的法国政党，1988和1995年曾两次出现左右翼政党共主政坛的局面。2002年左右翼政党又联手对付极右翼势力的挑战。 二、国外政党意识形态兼容化的原因 政党意识形态出现兼容化的发展趋向，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反映着时代的深刻变化，是政党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要求而进行的自我调节行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政党意识形态危机的应对 一般来说，政党为了号召和动员民众、统一党内思想、显示与他党的区别，都会有意识地选择和强化某种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一旦生成，便会产生一种“刚性”，使政党在一定时期内调整纲领、创新理论、应对变迁的能力和灵敏度减弱。二战后，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西方政党普遍出现了意识形态危机。主要表现在政党意识形态与政党政策之间的困境，社会公众对政党日益增加的不信任感，选民政党认同与归属感的降低，以及党员数量的下降。如今在西方，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入党的人越来越少，而对某一政党“从一而终”的固定选民也在不断减少，依据政党政绩、政策措施而改变投票意向的“流动选民”在不断增加。例如，德国社民党党员人数在过去的20年里减少了近25万，平均每年减少1.2万多人，减少幅度为原来党员总数的1/4。⑦ 严峻的现实迫使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不再是泾渭分明，它们不再以意识形态的鲜明对立来吸引民众，出现了意识形态兼容化趋势。更有甚者，还出现了诸如“项目党”、“网络党”、“啤酒党”等类型政党，很难看出其意识形态的色彩。 (二)新型媒体对政党运作机制的冲击 近年来，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政党的运作方式在保留甚至弱化传统方式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呈现出日益媒体化的倾向。因为发达的媒体，特别是先进的网络技术，使信息的传播更加多样化、广泛化，任何一种有影响的思想都有可能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对现代政治产生着强烈的冲击。德国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曾说：“现代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成员)，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政党的一些传统政治功能，如言传功能、教育功能等，已在媒体的冲击下丧失始尽”⑧。正因为媒体对普通民众的强大影响作用，西方各国政党日益重视通过大众传媒塑造政党形象，宣扬本党主张，利用大众传媒充当选举工具，通过炒作媒体形象，提高政党候选人的社会声望。政党运作的媒体化倾向确实可以使政党在选举政治中更易于吸引选民的注意，但它实际上对政党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得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的作用不断弱化，选民对特定政党的忠诚日益淡化。可以说，政党运作机制的媒体化倾向是一柄双刃剑。它的发展对政党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它使政党扩充了与民众沟通交流的渠道，有利于民众了解党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它也使民众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降低了政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政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大大降低。这种变化对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就是迫使其必须更加开放、宽容和自由，从而不但在实用主义的层面上，而且也要在价值层面上更具有兼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