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莱德（Goodlad）曾经把课程分为五个层面：（1）理想课程（ideal curriculum）：是课程专家对课程发展的理想设计，即课程的应然状态。（2）文件课程（formal curriculum）：是由课程研究者制定的一套文件，包括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相应的教材等。（3）领悟的课程（perceived curriculum）：是实际工作者对文件课程中所反映的理念、目标和具体内容方法的领悟。（4）实施的课程（operational curriculum）：是教学中实际上发生了什么。（5）经验的课程（experiential curriculum）：是学生在课程学习后实际上得到的经验。[1] 作为课程理论和政策使用者的教师，其活动领地主要是在领悟和实施的层面上。理想课程和文件课程只有通过领悟和实施的课程才能贯彻实施。例如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中，国家颁发的课程改革纲要和由专家们设计开发的有关新课程的一系列计划、目标、教材以及教育专家对新课程的理念诠释等等，都属于理想课程和文件课程层面，它们在实践中会发生怎样的意义变形则要看从事日常教育实践的教师们对它们的理解和诠释了。就是说，“教育实践者虽然有时会顺从甚至同意了理论和政策的征服，但对施加给他们的观念、规范和法则，却常常可能做出不同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理解。也许不是断然拒绝和抵制，他们的方式是在使用这些理论和政策的时候，赋予这些理论和政策不同于本身或本意的改变”[2]。所以，如果要关注新课程的实践效果，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导致教师以他/她自己的方式实践日常教育和“消费”教育理论和政策的原因。教师的日常教育实践是教师本人与教育理论和政策互动的结果。一般来说，教师们在学习了新的教育理论和政策之后，会生产出一种既非教师原来的又非严格新理论和政策意义上的修改过了的实践。这一新的实践是教师积极建构的结果。而一旦我们把目光转向教师们的自主建构，那么教师的性别差异就会凸显在研究者面前。 一、女教师的日常教育实践 在中国内地，女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重分别为：幼儿园93.72％，小学50.63％，普通中学41.38％，普通高校38.24％[3]。近几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女学生在高师院校中所占的比例平均已超过65％[4]。所以可以预期女教师在教师群体中的比例还会上升。这个庞大的女教师群体对课程理论和政策的理解和“消费”受学校教育制度和符号与她们自身作为女性的成长史之间的张力所影响。女教师如何处理自身成长经历以及她们自己生养经验的“关爱”特征与“刚性的”教育制度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她们日常教育实践的基本矛盾。所以说，课程研究的重要议题应该包括女教师作为教育者的经历对她们自身意味着什么。可是在我国的教育史、教育哲学、教师教育或教育管理理论、课程理论中却很少能发现这方面的研究。研究者视域中的教师往往是无性别的。女教师的家庭生活、她们怀孕、分娩、养育孩子的经历好像与教师研究和课程理论与实践没有关系。她们是在一个异化的世界中工作。 1.女教师生活世界与公共教育话语的剥离 女教师的另外角色是女儿、妻子、姐妹、母亲等，在传统意义上，这些都是为家人提供温暖和安慰的关系中的角色。人们通常认为教师是适合女性的职业，就是因为他们把女性在这些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关怀特征与人们心目中的教师角色相联系。人们期望教师们对学生是关爱的，师生之间是类似母亲和子女之间的那种对话性的协商关系。但实际上现行的教育实践却是高度科层化的，教育话语是所谓的客观、中性的，是定位于公共领域中的。不管是把教育当作为未来做准备，还是与儿童当前的生活相联系从而促进儿童的发展，本质上都是在为把儿童从私人领域推向公共领域做准备。这个私人领域，就是女教师们作为女性这个性别被认为发挥作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儿童降生、成长，得到关爱，男人们也依赖这个领域来恢复他在公共领域奋斗时疲惫不堪的身心。但是在课程中，这个领域的价值没有得到反映。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都是把公共领域置于私人领域之上。私人领域在课程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照。现行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使作为课程执行者的女教师们做了父权制社会的同谋。她们与男教师一起把在私人领域成长起来的儿童们输送到公共领域中。 父权制的课程反映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它反映了男性们追求影响和控制的欲望。各个阶层的男性们都希望从事可以被称之为具有生产性的工作，以此可以把谷物、能源、法律代码、政党、治疗和和平都宣称是他们的[5]。这样的课程在本质上是排斥女性的，它依赖于对女性以及另外的他者们的忽略、控制和诱导来实现自身的父权制目标。如此，女教师们进入的是一个自身性别并未得到重视的领域。她们的话语只有在与公共话语相一致时才会被认可。 福柯曾经指出，话语与权力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凭借深入细致的分析，福柯成功地揭示了话语与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6]。教育话语正是社会权力得以传递的途径之一，它在生产和复制各种身份的同时，也合理化了男女的社会和权力分工。女教师们在使用这些教育话语的时候，其实是在使用一种排斥自我性别的话语体系。 女教师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受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要求和女性道德要求的束缚，其职业角色与生活世界中的性别角色的双重定位会产生矛盾与冲突，从而困扰她们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并给自己的事业发展带来内在的冲突。这些人生价值、态度与冲突又会影响她们对教育理论和政策的选择和使用，以及她们对自身教育实践的反思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