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教育界的重大改革之一，是从公费津贴制转向教育收费制，由无偿教育转向有偿教育。换言之，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嬗变中，免费教育作为培养绅士的特权被打破，作为一种福利观念而受冲击。随着近代教育收费制度的全面推行，与教育收费密切联系的助学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20世纪30年代民国的助学制度逐渐成熟，并呈现独特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助学经验。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和20世纪初一样，21世纪初我国教育界正在进行一场收费制度的改革，如何从近代教育改革中吸取经验教训，是当前教育工作者的重大课题。因而，研究上个世纪的助学制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国以前的助学制度 助学制度是伴随汉代官学的兴起而出现的，汉代的太学中“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所谓“复其身”一是免除弟子的徭役，二是提供食宿。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地方官学也仿照中央太学的规程，一律免除弟子的徭役，提供食宿。汉代的助学制度，为后代所承袭。即历代官学、书院的助学，不仅免学费，而且还给予学生一定的物质资助，表现出典型的教养合一的特点。在清代，官学和书院形成了给学生银两的定制，这种给予学生的津贴费用被人们称为“膏火”。“膏火”引申为给读书人的银钱资助，这标志着清代的助学制度有新的突破。 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思潮的冲击下，清末的助学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民国的助学制度产生明显的影响。膏火制本是学校迫于生源压力而招徕学生的一种手段。洋务运动期间，由于“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贵族子弟皆以西学为辱，洋务学校不得不借助优厚的津贴吸引学生，鼓励贫寒子弟入学。但维新运动后风气正开，西方现代科学逐渐被人接受，西学由“不齿”之学成为一种显学，新式学堂由生源不足变为人满为患，废除膏火制也势在必行。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除师范学堂的学生不缴学费外，其余的必须交纳学费，并正式废除膏火制度[1]，这宣告了二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助学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终结，标志着近代教育收费制度的正式形成。膏火制度的废除，是近代我国助学制度的重大改革。 民国时期的助学形式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生缴费上学成为共识，许多学校不接纳不缴费的学生上学。但教育收费的负面影响是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加上社会经济的日益恶化，使大批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失去学习的机会。为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教育界出现了第二次教育收费制度的大讨论。为保障教育的顺利发展，当时在教育收费上存在两条道路：高等学校和官立学校从免费教育走上收费教育，而初等教育踏上从全价教育收费通向有限收费到免费教育的道路。[2]近代的教育收费制度的确立，促进了民国时期近代意义的助学制度的形成。民国时期的助学制度正是在这两条道路的夹缝中走出来，并逐渐完善起来。民国时期的助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呈现新的特点，其中的助学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的助学形式可分为免费、公费、奖学金和贷学金等，每种助学形式的服务对象和要求各不相同。 1.免费。免费是指免缴学费，主要针对家境贫寒的学生。1912年教育部《学校征收学费规程》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其它各学校对于成绩最优者，得分别给予减免学费，以资鼓励。为保障助学制度的顺利推行，保证贫寒优秀学生能入学，1923年民国政府对贫寒学生的补助列入政府宪法，设立专门用于补助困难学生的款项。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进一步规定“全国公私学校应设置免费及奖金学额，以奖进品学俱优无力升学之学生。……学校欲求其为合法之学校之一者，必设置此等学额而后可。”[3]约法公布后，为贯彻中央精神，各地方政府和教育部相应出台了详细的助学政策。如河南通过《划拨公款援助河南全省优秀儿童中小学升大学》，规定扶助费为省教育经费全额的5％，以扶助品学兼优的贫寒学生入学。1936年《教育部公布各级学校设置免费学额及公费学额规程》规定“私立小学、中学和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设置40％、15％、10％的免费学额”。强调“小学以不收学费为原则，其因特殊情况征收学费，小学应设置全校儿童40％以上的免费学额。1936年至少应有20％，以后逐年增设，限至1939年一律达到40％之标准。”[4]不过具体情况是各地差异较大，如在四川，彭山县中学免费额7名，每人6元，小学免费额30名，每人2元。[5] 2.公费。公费是指除免收学费，还给予学生最低限度的膳宿、制服、书籍等费用。如师范生除保证金外，免缴学费、膳宿费、体育、医药卫生等杂费。民国初，只有师范生享受公费待遇，民国后期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公费对象面向国家发展需要的特殊专业和特殊群体，即向各级学校和非师范生发展。各级学校都规定了公费生名额，如前文提到四川彭山县中学公费额为3名，每人每年24元，小学公费额高小每校2名，每人10元，初小18所每校4名，每人2元。1936年《教育部公布各级学校设置免费学额及公费学额规程》规定，小学至少有4％的公费学额，中等学校应有3％的公费学额，专科以上学校，一律达到2％的标准，并在以后逐年增加。[6]1943年后，对非师范生开始实施公费制度。公费的对象是国家需要的实业，公费生限于国立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分甲乙两种。甲种免膳食费，并补助其它费用，乙种只免膳食费。公费名额的标准为：师范、医药、工各院系学生，全为甲种公费；理学院学生以80％为乙种公费生；农学院学生以60％为乙种公费生；文、法、商及其它院系学生以40％为乙种公费生。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享受公费的比例，医药、工各院学生以70％为乙种公费生，理、农各院系学生以50％为乙种公费生。国立大学的研究生一律比照甲种公费生，国立中学新生以70％为乙种公费生。抗战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公费的范围和名额又有扩大。1947年对公费生类别重新规定，即凡师范生、保育生、青年军复学生、边疆学生、革命及抗战功勋子女等一律给予公费，并不受名额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