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法 K85文献标识码 A 日本的樋口隆康和三上次男对夏鼐的评价今天看来还是那么言简意赅，他“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中最有威信的人，在国际方面也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少有的考古家”（注：樋口隆康：《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之附录》，北京的出版社1985年。）；“他在天上，从天空继续发出强烈的光，照亮着中国考古学前进的道路。”（注：三上次男：《悼念夏鼐先生》，《考古》1986年第7期。）夏鼐的学术生涯，王仲殊、安志敏、王世民、杨泓、刘庆桂等先生已多有论述（注：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考古》2000年第3期；安志敏：《为考古工作而献身的人》，《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王世民：《夏鼐先生活动年表》，《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杨泓：《夏鼐先生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刘庆柱：《夏鼐先生在中国交通史考古研究中的巨大成就》，《中国考古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周星：《夏鼐先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姜波：《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要之于先生的学术贡献，以史前考古、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三者为之最。 一般认为，夏鼐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主要受彼特里（Sir Flinders Petrie,1853～1942年）、惠勒（Sir Mortimer wheeler,1890～1976年）的影响。彼氏的埃及考古学及其陶器序列断代法，惠氏的田野发掘方法尤其是所谓的“惠勒的方格”，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重要的是，夏鼐在巴勒斯坦的确见过彼特里，在英国的梅登堡曾跟着惠勒参加过发掘。但是，夏鼐考古学思想的核心——考古学文化的定义、食物生产（新石器革命）与文明（城市革命）的观念，应该主要还是受柴尔德（V.Gordon Childe,1892～1957年）的影响，尽管当年夏鼐并没有到爱丁堡大学亲受柴氏的学业；而一般较少被谈论的夏鼐的农史与农业考古方面的研究实践，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与方法。 稻、粟、小麦与番薯 1983年，晚年的夏鼐在日本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题的演讲使用了柴尔德的“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的概念并探讨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有人认为“文明”这一名称，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不管怎样，文明是“野蛮”的新石器人创造出来的。现今的考古学文献中，多使用“新石器革命”这一名词来指人类发明农业和畜牧业而控制了食物的生产这一过程。（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农业或食物生产成为史前文化的最高成就或标志。有趣的是，中学时代的夏鼐就曾对人类的食物获取这一话题有过自己的见解。他曾对吕思勉的《饮食进化之序》提出过质疑，食物的进化并不一是动物在前，也许是植物在前，亦或动植物开始；而对于《礼记·礼运》中“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的茹毛则作出新解，毛并不当然是指鸟兽的毛、血和肉，根据训诂和修辞，毛亦可作草木解。茹毛可能是食草木之根叶（注：夏鼐、吕思勉：《饮食进化之序》的商榷，《夏鼐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这见解的确有点新颖。在其后50年的考古生涯中，夏鼐对动植物的驯化及其交流与传播有过持续的关注与探索。 1959年，夏鼐在丁颖的卓有成效的探索的基础上提出水稻的起源问题可能要在长江流域的考古工作中解决，也就是说，水稻可能起源于长江流域或更南（注：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考古》1960年第2期。）。当时云南和两广都发现了野生稻；在江汉平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以及武汉放鹰台等遗址发现了栽培的粳稻；在安徽肥东的大陈墩遗址也发现了稻粒。后来随着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粳稻、籼稻等植物种子的发现，水稻的长江流域起源说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注：夏鼐：《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序言，《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977年，他对水稻的印度起源说明确提出了异议，“现下所发现的水稻，中国的较印度的为早，而野生稻则两国皆有，故一般不再认为中国水稻起源于印度。”（注：张天来、金涛：《夏鼐的足迹》，《光明日报》1985年7月30日，《文物工作》1985年第6期。）1983年他高度评价了河姆渡遗址的新发现，河姆渡文化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这是远东及东南亚各国主要粮食水稻从远古遗留下来的最早的食物标本，年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由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粟（小米，setaria italica），人们认为它可能是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时期的主要农作物。夏鼐就此提出，西亚、北非和欧洲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作物都是以小麦和大麦为主，粟很是罕见，并且出现的时代较晚。粟是耐旱农作物，适宜于我国干燥、半干燥性气侯的黄土地带。而且，它的野生品种在我国境内分布很广。因此，粟极有可能首先在中加栽培成功（注：夏鼐：《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序言，《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找到可能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遗址，有关粟的起源的探索也是极其有限的。70年代后期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在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粟的遗存，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5700年。但是，“这种文化还有它的渊源，如能找到更早的新石器文化，或可解决中国农业的起源问题。”（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