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79（2004）05-0015-09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汹涌输入中国，挤压和攘夺手工业的市场，造成传统手工业的严重破坏和迅速衰败，似乎一直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揆诸史实，一些历史记载的确容易使人们形成这种印象，但这只是问题的—个方面。看不到这个方面，是闭目塞听，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缺乏敏感的认识；然而，大量历史资料表明事物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如果看不到这一面，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就会被人为地简单化。本文拟从鸦片战争后甲午战争前中外贸易格局转换与传统手工行业变形的角度，对这一课题重新检视，既注意西方机制工业品大举入侵的一面，又不忽视中国手工业顽强抵抗的一面，以求得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 一、中外贸易格局的转换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影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也已经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震荡，不过，与鸦片战争后相比，无论在影响的范围、冲击的频率还是震荡的强度上，尚无法同日而语。随着1840- 1842年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尽和城下之盟《江宁条约》的签订，外国资本主义凭借政治强权，楔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运行轨道，古老中国逐渐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之中。作为传统社会中最为敏感的社会生产部门，中国的手工行业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种与日俱增的影响，从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余年间，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商品输出。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外国机制工业品品种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价值也越来越高，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商品提供者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发生了全面的冲突。在中国销售的“洋货”，除了鸦片、棉纱、棉布和毛织品等大宗外，还有肥皂、化妆品、火柴、胶制品、樟脑、蜡烛、酸、碱类制品、煤油等“化学工业制造品”和家具、钟表、镜子、钮扣、洋扇、洋伞、灯具、乐器、衣箱、衣帽等“家用品”，又有金属原材料、工具、机械配件、建筑材料等五金洋货，种类之多，不胜枚举。 品种繁多的洋货，大都经由通商口岸，逐渐向中国内地城乡渗透。鸦片战争结束不久的50年代，广州售卖洋货的商店就已经营“红毛洋灯”、“红毛洋针”等外国工业制品。上海在1850年后也出现了一批洋货商店，经营的洋货几乎无所不包。[1]（P19）天津虽然开埠较晚，但至迟在70年代前也已经出现了“洋货街”。1870年刊行的《续天津县志》就曾辑入一首题名《洋货街》的打油诗：“洋货街头百货集，穿衣大镜当门立，入门一揖众粲然，真成我与我周旋。”[2]（卷19，“艺文”） 在新开口岸及内地城镇，洋货的露面也日渐频繁。1881年，武汉三镇开设的洋货商店已有10家，经营品种包括外国玩具、工具、铅笔、图画、装饰品、伞、利器、珠宝、肥皂，等等。[3]连一些农村乡镇也感受到了进口洋货的影响。浙江南浔镇上营建的楼房，已有不少“仿洋式者，其中器具，即一灯一镜，悉用舶来品，各出新奇，藉以争胜。”[4]（P79）直隶《玉田县志》也有记载：“洋舶互市……我之需于彼者，至不可胜数，饮食日用日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5]（P168）说日用洋货已达十分之五，恐有夸大之嫌，不过，在这些进口洋货品种中，中国本来亦有相应的手工业生产，则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情况与鸦片战争之前的状况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差异。鸦片战前，除了铸币用的银、铜和果腹用的粮食之外，中国对于海外舶来的洋货并无多少需求，而外国对于中国出产的手工业品，却需求甚殷。从当时中外贸易的内容来看，中国的出口以茶叶、丝绸、瓷器等手工业产品为主，进口则主要是粮食、农畜、金属、矿物等原材料。棉毛织品，数量有限；钟表等物，只作贡品，对中国城乡手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有益无害。鸦片战后，这种贸易格局逐渐被颠倒过来，从而奠定了中国出口农产品和原料，进口机制消费品的对外贸易的基本结构。在这一时期的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仅占8％左右，消费资料则占到90％以上，其中直接消费资料又占到 80％上下。[6]（P72-73）显而易见，这对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而言，不可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手工行业的变形 鸦片战争后甲午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生产大体上表现出以下几种不同形态： （一）因“洋货”输入而首当其冲的手工行业，开始遭受强劲冲击。 在这方面，可以传统棉纺业、棉织业为代表。 在国际贸易中，西方国家的棉纺织品曾经与中国的手织布长期较量。鸦片战争后不久，通商口岸城市就出现了洋布、洋纱排挤土布、土纱的现象，随后又开始由通商口岸城市向临近地区扩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输入中国的外国商品数量激增，其中棉纺织品的增长尤为迅猛，日甚一日地向中国的广袤内地渗透。 洋纱、洋布之间，又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洋纱在中国销行增长的势头，远远超过了洋布。1840年，输入中国的洋纱为1.82万担，两年后即上升为3.37万担；到甲午战争爆发前，输入中国的洋纱已经超越百万担大关，达到116.17万担。半个多世纪里增长了将近63倍，进展不可谓不速。相对于洋纱来说，洋布进口的增长似乎缓慢得多。1840年时为52.09万匹，5年后一度达到300多万匹，通商口岸地区立即感受到沉重的压力。洋行商人对中国市场不明就里，盲目输入，以致存货山积，随即不得不大幅度贬价求售。直到 1894年，海关贸易册上显示的洋布进口约为1379.59万匹， 54年间增长了25倍，不到洋纱进口增长的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