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和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大学政府系主办的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1月18日至21日在浙江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约50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围绕“协商民主理论”、“中国政治改革与协商民主”、“西方社会中的协商民主”、“中国农村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国城市的协商民主实践”、“如何推进协商性制度建设：实践者的看法”等主题展开热烈而深入地讨论，碰撞出了许多思想火花。现将大会发言与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与会学者对协商民主理论的社会理论背景进行审视，普遍认为，哈贝马斯为协商民主理论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社会理论支持。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Mark E.Warren教授认为民主的根本价值就是所有人都参与，参与的各方都享受民主权利，他强调制度环境对协商民主的重要性，指出国家应该创造制度环境，以促进协商民主。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JohnS.Dryzek教授针对不同区域的协商民主问题进行了探讨：①不同地域的协商的方式和经验有所不同；②在国家制度范围内，立法、司法、国家行政及地方基层行政部门都可以搞协商；③老百姓论坛的质量比较高，但党派间协商对政策的影响较大；④一个开放活跃的公共领域在协商民主中起着重要作用。 浙江大学的张国清教授指出：协商民主的社会本体论前提是社会分层或分裂社会的实际存在，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及其调整途径的多样性，多样性所引申出的多元论是协商民主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他结合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指出我国实现协商民主的基本前提是市民社会的复归，协商民主代表着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方向。 二、中国政治改革与协商民主 一些学者以我国政治改革为宏观背景，阐述其与协商民主的关系。 浙江大学陈剩勇教授指出，我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因素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本土资源。在现阶段的中国，引入和倡导协商民主，将可避免动员型被动式政治参与的弊端，同时，协商民主理论主张公民基于公共利益，经由公共论坛进行的平等、自由的对话、争辩、讨论和协商，缩小社会利益群体因不同诉求而产生的偏见，这一理念可以激发良好的意见表述，提升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改善地方民主治理的质量。 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大学何包钢教授针对协商程序、协商机制、协商民主化对中国地方治理的贡献，以及协商民主理论观点所带来的潜在好处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依赖国家建立基层民主的途径有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关注如何依靠地方的丰富资源，为协商机制创造条件，使之在地方环境中扎根。 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以2003年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制改革为例，指出这次改革从咨询政治演化为协商民主，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仅是一次不自觉的民主实践。促进协商民主，要有制度来保障公共决策诉诸于公共领域和公共讨论，以及相应的公民文化、公民自主性和基本的制度平台配合。浙江大学韩福国博士阐述的观点是：商议民主在中西方的发展逻辑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批评把不同时期都放到民主协商的框架里面，我国最有可能构成商议的时间段就是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协商过程。 香港城市大学的Daniel Bell教授指出，两院立法与底层民主选举相结合，可以使“人民治理”和“精英治理”两种承诺制度化。并提出“21世纪儒家民主”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结合了民主选举和协商民主精髓的政治模式，是一个更适合东亚社会的政治模式。 浙江大学郭夏娟教授以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提出了女性政治参与中的“移情商谈”的概念，她认为不论是制度性的形式参与，还是表达各种诉求的实质性参与，女性的政治参与和商谈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即在政治交往沟通的过程中更注重平等和谐。 三、西方社会中的协商民主 与会的国外学者介绍了协商民主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美国斯坦福大学James S.Fishkin教授指出，“协商民意测验”(Deliberative Polling)是实现政治平等和协商这两项基本价值的最佳方式，并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那些阻滞“协商民意测验”机制得以实现的许多障碍更容易在虚拟空间(virtual space)中得到克服。 加利福尼亚大学Shawn Rosenberg教授通过研究发现不同的协商结构对商谈质量的强烈影响以及参与者的认知能力、个性和政治倾向对他们参与协商的影响，这与协商民主理论以及现实的协商设计都有重要的关联。耶鲁大学的Ethan J.Leib博士从宪法、权力分立、政治文化、陪审团制度、市民社会、公共舆论、协商过程的精英管理、达成共识等方面，分析了美国的大众协商制度的设计理念，为中国的大众协商制度的设计提供某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