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近代学科的教育学（注：“教育学”一词，国外有单数与复数之分，国内有狭义与广义之称。单数、狭义指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复数、广义是指教育学的学科群。本文在叙述时按上下文关系来区别，有时又以“教育学科”和“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来区别。需要表明教育学科群中的某一门学科时，则用教育学科中的某某科目来表示。），是与与20世纪同时降临到中国的。说其是“降临”而不是“诞生”，只因为教育学由国外“引进”，并非国内自生。一个世纪以来，教育学在中国经历了几度内含着中断的转换，至今终于初具了以人类的教育存在为共同研究领域的、且具有内在关联的教育学科群，形成了一支有活力和潜力的研究队伍，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这为新世纪教育学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世纪前无法比拟的基础。 然而，今日的教育学又面临着新的时代和社会的挑战。为了应答这种挑战，我们不仅需要研究现实与未来，而且需要回顾与审视历史。对20世纪教育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回顾与审视，是教育学继往开来，实现新的世纪发展的重要认识性条件。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一致的两方面认识。 1.两个不争的事实认同 其一，中国近代教育学科各科目的发展，其起点都是由国外“引进”的，连最“中国”式的学科“中国教育史”在20世纪的第一本著作，也是译自日本学者撰写的《支那教育史》。近代中国教育学以“引进”为发展的起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其二，这一“引进”的直接需要产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师范教育的创办和发展。教育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师范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不争的事实。 2.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其基本状态的判定 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发展大致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划分为两大时期；两大时期又可根据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的基本状态和主要特征分为六个阶段。其中出现过三次历史性中断和三次大的转向。 第一阶段从1901年到1919年（或1915年）。它从翻译、介绍日本学者编写的教育学始，到国人自己编著教育学呈第一次高潮止。上述两类教育学著作，其内容基本以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的学说为依据和框架。这是直接向日本“引进”以介绍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为主的发展阶段，是近代教育学在中国的初建阶段，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研究与教育学科建设中断的开始。 第二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这是中国教育学界由向日本学习转为向欧美学习的阶段，也是中国教育学界开始形成教育学研究的专门队伍和代表人物，同时出现结合中国教育实际与问题展开独立研究的阶段。教育学在向外吸取上呈现出以杜威实用主义思潮为主流影响，其他西方主要教育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多元并存的特点；在教育学体系的发展上，已呈现出各分支学科迅速形成的局面；在独立的教育研究上，宏观层面呈现出对学制设立、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乡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特别关注和投入，学校层面呈现出主要集中在教材编制、教授法和智力测验、教育测量和心理测量等方面，其中还有不少是借助国外的教育理论、方法、量表，以中国学校教育和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的研究。从上述两类研究产生的影响来看，宏观研究远大于学校研究。这一阶段总体上可称为积聚和建设的阶段。就学科建设由向日本学转为向欧美学，并由此带来各学科在内容体系、形态上的变化而言，可视为是引进方向的第一次整体转向。 第三阶段从1949年到1957年（或1956年）。这是教育学界批判杜威、批判解放前国内“资产阶级教育思潮”的时期，也是全面引进苏联教育学科领域教科书的时期。中国教育学领域里发生了“引进”方向的第二次整体转向，由学西方转向学苏联。同时，使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学发展中断了与解放前的联系，构成了教育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中断。 第四阶段从1957年到1966年。本阶段以1958年的“教育革命”为重要事件，出现了教育学作为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解释和毛泽东有关教育语录的诠释的独特意识形态化的现象。1960年到1964年间，对上述倾向自上而下地做了调整，以批判的方式重新介绍了一些西方教育理论。但此举尚未成气候，其微弱成效很快又被“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浪潮冲刷干净。把此阶段独立出来，主要因为这是在意识形态强烈控制下，第一次出现的所谓“教育学中国社会主义化”的努力。这可称为教育学科由外学转为向内树的第三次大转向，这一转向使教育学科的知识性和学术性所剩无几，政治性却大为增强。 第五阶段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使教育学领域遭受毁灭性破坏，是十分严重的第三次中断时期。 第六阶段从1977年至2000年。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学科建设不断加强，学术观点趋向多元，学术视野日渐拓展，国际交流日益加强，且形成了教育学科的当代体系。尽管不同科目发展不平衡，但学科建设中的反思批判意识普遍增强，中国教育学科建设因“元研究”的出现而开始进入“自为时期”。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弊病，诸如“引进”情结、“编教材”情结、缺乏原创性研究问题等依然引人注目。总体来说，这是中国教育学科建设从恢复到繁荣并开始走向独立化的时期。 与已有的研究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和阶段的划分展开论述不同，本文作为又一次教育学科百年研究的总论，把研究角度放在教育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存在于每个阶段、以不同方式出现的共同问题上，我们把这类问题称为“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以下简称“世纪问题”）。首先，这些“世纪问题”是影响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它们的产生，伴随着教育学科在中国的出现而出现并存在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制约教育学科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教育学研究的“思想”解放。其次，“世纪问题”还集中在对教育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上，与此相关的历史研究将促进教育学研究的“观念”解放。再次，“世纪问题”的深层表现是教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这方面的反思与批判，将会带来本世纪我国教育学研究的“思维”解放。这三个“解放”就其意义而言，是为了新世纪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原创性发展，为了教育学独特的学术品质的形成与提升。这也许是百年教育学发展可能给我们留下的弥足珍贵的遗产，也是我们研究教育学科百年史的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