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批评是政治语言，但在专门的政治学著作中，很少有人对它进行讨论和研究。笔者查阅国内近20种政治学教材和专著，竟然没有一本书中提到过政治批评的字眼。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从1994年到2002年全文转载的19万余篇文章中，没有一篇的标题涉及政治批评；尽管有140篇文章提到过政治批评，但基本上集中于哲学、文学理论、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在《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专题中反而几乎寻找不到。笔者认为，政治批评是一种非常重要而普遍的政治现象，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在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号召以后，探讨政治批评的含义，论述其内容和作用，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有好处的。 一 两种意义的政治批评、 在日常用语中，政治批评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指以某种政治标准对文学艺术、道德、宗教、哲学、教育甚至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进行评判；二是指公众对各种政治现象的批评。这是两种意义完全不同的批评，在社会生活中有不同的价值和作用。 第一种政治批评主要是用政治眼光来评价各种非政治现象，在某个历史时期既有存在的必然性，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例如，在政治斗争占据社会生活的主要地位时，对各种非政治现象进行政治批评，有助于人们正确把握斗争的大方向，防止把批评自由化、庸俗化。从理论上分析，这种政治批评也有其学理根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中，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等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上层建筑不可能不具备政治倾向和政治价值，因此，对这些非政治现象进行政治批评自然有一定的意义。从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关系分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政治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度”，在“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把政治的作用和功能夸大到极其荒谬的地步，政治批评成为令人厌恶、令人憎恨的“棍子”、“帽子”和“绳子”，动辄损人、伤人，甚至杀人，用被扭曲了的政治标准来评价各种非政治现象，完全抹杀了这些非政治现象自身的独立发展规律，取消了自主意义上的学术批评、文化批评和思想批评。所以，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政治批评”大多是从贬义上加以使用。例如，在讲到建国以来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的曲折发展历程时，人们往往是在“政治批评”取代文化批评[1]“政治批评”取代文学艺术批评[2]、“政治批评”取代美学批评[3]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在这种语境中，政治批评是以某种抽象、僵化的政治概念、原则和立场来作为工具去评价文学现象、艺术现象。用政治取代文艺的结果只能是文艺政治化，否定文艺自身的特殊发展规律，造成“千人一面”、“干部一腔”、好人必须“高大全”，坏人必定假恶丑的公式化、脸谱化模式[4]。又如，在讲到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探索时，也总是认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毛泽东用政治批评指导经济建设，用政治标准衡量经济建设的成就，其结果是经济建设不经济，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浪费和损失[5]。至于对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政治批评，因为泛用甚至滥用政治斗争的术语和手段，简直就像假冒伪劣的狗皮膏药，贴到哪里就使人哪里不舒服。 第二种政治批评则是中性的，它既可以正面使用，也可能被反面使用。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不管是新闻媒体还是社情民意，都对其作了广泛的批评。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外国也曾经进行过大量批评。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政治批评包括政治批判但不等于政治批判，更不等于政治否定。广义上说，政治批评就是公众（当然也包括党政要员、新闻媒介）对各种政治现象发表自己的意见[6]。对政治思想（包括政治路线、方针、纲领、政策、理论、口号等）、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人物有好说好，有错说错，有成绩说成绩，有问题说问题，这就是政治批评。不过，既然是“批评”，就少不了要指出这些政治现象的缺点和不足；否则，一味地评功摆好，歌功颂德，那就有可能变成“政治表扬”或“政治吹捧”了。“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熟悉的“就是好！就是好！”不但不是政治批评，而且强行拒绝一切正常的政治批评，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为了使我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不再出现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我们需要更多正常的、健全的政治批评。显然，这种意义的政治批评在社会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也是政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下文凡是提到政治批评的，都是指第二种政治批评。 二 政治批评的内容 政治批评的内容非常广泛，择其要者，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对政治思想的批评 政治思想是人们关于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国家、阶级或社会集团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对国家或政党来说，政治思想主要体现为政治路线、政治方针、政治纲领、政治策略、政治言论、政治口号等方面。 对政治思想的批评是经常的现象。政治路线正确不正确，政治纲领完善不完善，政治口号是否适应当前的政治形势，政治策略是否符合政治主体的长远利益，在制定之初人们是不能确定的。为了使政治思想能比较正确地反映政治形势的实际并且有效地指导政治实践，有必要发扬民主，开展政治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一定范围内反复征集党员群众对大会政治报告的意见，对其中的不妥当不完善的地方提出修改建议，正是政治批评的一种形式。在对政治思想进行批评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为我们树立了典范。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哥达纲领”这样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作出的无情批评，表明了马克思对革命政党制定纲领时应遵循的一系列重要原则的看法，并论述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重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提供了珍贵的精神财富[7]（5-25页）。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通过对一个政治口号的剖析，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表述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为相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8]（706-710页）。 毛泽东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同样写下了大量的政治批评文章，光是《毛泽东选集》中的政治批评文章，就不下百篇，其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篇章主要是针对党内的错误思想而进行批评，它们对于初创时期的党和红军树立正确的政治路线，端正思想认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以及关于美国《白皮书》的几篇精彩评论文章，都是对敌对势力的“政治思想”的揭露和抨击，不但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揭穿了其骗人的谎言，更主要的是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的士气，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更快胜利。邓小平是运用政治批评艺术得心应手的伟大政治家。他在1977年复出之初对“两个凡是”的批评[7]（38-39页），表达了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是当时那种特定环境下思想解放的先声，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新时期全面拨乱反正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