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实施批判和微观策略建议

——基于教师经历和学校文化的现实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立昌 陕西师范大学 邮编:710062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与实验

内容提要:

基础教育新课程实施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传统课程行政体制依然强势地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即权力——控制和工具——理性模式仍是主导和统治范式。导致对于教师面对新课程实际反应的忽视和简单化处理;导致在新课程中实施学校文化重建的阻碍。本文归纳和剖析了教师面对新课程的四种不同类型的反应,指出新课程实施中学校组织文化建设的三个方面内容,提出新课程实施的五点假设和五条微观管理策略建议。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3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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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行,将变革我国基础教育的面貌。人们对此寄以厚望。从当前新课程在实验区试点实施的情况看,起步总体良好,但也隐藏着许多问题和危机。本文通过对课改中教师行为态度的观察和学校文化的微观分析,检讨课改实施模式上的偏误,并提出一些策略建议。期望为后续实验提供警示和启迪。

      一、了解真正意义上的实施主体——教师与学校对新课程的态度、需要和现实状况,并引导其行为方式的转变

      应该说,不论是中央的倡导,还是地方的实际响应,这次课程改革对于教师与学校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可谓不重视,对其发动也不可谓不全面、不有力。第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制定出详尽的培训规划和实施方案;第二,为了贯彻“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原则,自上而下的培训大张旗鼓,内容上的通识、学科培训和层次上的省、地(市)、县(区)、校级培训环环相扣;第三、具体实施中的跟进措施,如各种研讨课、公开课和示范课等,也表现出对新课程的实践追求。就形式而言,这些无疑是必要的。然而,从实际情况看,表面上的热闹既不能证明教师认识上的到位,更不意味着实践上的确有成效。相反,我们强烈感到传统课程行政体制和管理模式的惯性影响,顽强地在新课程变革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中体现出来,成为了新课程变革的障碍。一是在教师培训上,所采用的材料和文本,绝少有关于教师个人面对变革可能产生的反应的相关材料和提示,培训过程中,也鲜有这方面的积累和提炼;培训的方式更多是灌输式的你讲我听,我们所倡导的参与互动式并不多见,尽管它形式地存在于各级培训要求和计划之中;培训的针对性上都是基于教师“表现欠佳”的模型剖析,目的是为教师“装备”必要的技能去完成新委派的任务,从而更加强化了教师对课程的从属关系。二是实施之初,过早和片面强调技能化要求,简单地把教师应具备的技能开列成清单,如如何使学生参与、互动、合作、探究等,并以某种制度化模式去规范和约束教师的行为方式,从而使教师的觉醒、领悟和创意等课改策动时期必要的和相对漫长的探索过程隐去了或者压缩了,变革过程中的研究演变成为机械模仿,变成为对某些“新规则”的熟练和操作。教师们普遍觉得自己“受变革控制”,而不是“在控制变革”。其专业自主权丧失了。三是对课程变革中教师群体文化(或学校文化)关注不足,一方面表现在对学校间差异的忽视,强调实施步调的整齐划一,强调共识,反对多元理解,强调采纳接受,反对调适协商等;另一方面表现在,忽视了课程变革的学校文化转型的意蕴。

      导致上述误区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们认为,除了我国课程理论和实践传统的影响、教师专业发展意识现状等因素外,基层决策和管理者们所秉持的关于课程变革的信念和假设是直接的和根源性的。实际观察和调查发现,大多数基层管理者特别是学校校长们倾向于认为:第一,课程变革在本质上源自外在压力的策动,在这种外在原动力的作用下,学校和教师必然会发生策动者所期望的变革动机和应有的改进行为,继而通过他们的努力将新课程的理念变为现实。第二,学校这种组织在本质上是一个理性机构,只要制定切实的政策与规划,并讲求系统的方法和策略,是可以“随时操纵并轻易将之转变的”,变革的信息是由“变革发起人”发出并通过学校这个理性组织“传达”给教师的。第三,关于教师本身,充其量只是“理性的采纳者”,他们大多乐于承认组织的各种决策和建议的价值,并愿意将这些决策和建议付诸实践。至于那些“顽固不化的阻挠者”,尽管会带来烦恼和不快,只要采用某些强制性措施,用制度化方式加以匡正也是可以做到的。一言以蔽之,“决策和管理者的假设都是过度理性的”(Wise,1979,1988)。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信念和假设,他们倾注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向学校,并通过学校向教师灌注新课程的理念,抨击过去学校、教师以往的种种行为的“不良”,同时不假思索地借鉴、移植和推就优良的教学模式、策略和方法,并以为这是新课程实施了的最佳模式 。

      然而,事实却没有证明其高效,也不支持某些阶段性成功的浮夸声音。第一,决策和管理者们认为教师会与他们以同一方式来理解新课程实践新课程,这种假定的一个显然的错误是,它并未意识和顾及到新课程所追求的理念与教师在实践时对该理念的自我诠释之间,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衔接现象”,甚至存在误读的可能。在课程变革过程中,各种观念上和行为上不衔接、不协调甚至冲突的发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可将之解释为现存的教师文化、课堂文化、学校文化与变革建议所隐藏(或昭示)的文化之间的不合谐,它真实和具体表现为一些新思想、新措施与教师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主导框架(价值观)和行为的相互对立和冲突。强调并促进这两者之间的融合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低估了现有的这种文化所能够发挥的调合、同化抑或拒绝、排斥“新课程文化”的作用,那么,变革的失败在所难免。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课程运动的遭遇,70年代英国教育变革法的受阻,以及8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出笼后掀起的课程改革一度受挫,便是例证。都因为忽视学校文化和教师自我更新能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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