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史学的多样化发展 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史学，尤其是近现代经济史学研究，多样化发展趋向日益明显，《中国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等杂志有关综述中对此都有所总结。笔者认为，经济史学多样化发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表现： （一）研究手段多元化 这首先表现在使用史料的种类有较大拓展。以往偏重于使用官书、政书、文集、地方志、年鉴及其他工具书等图书史料，这二三十年代来经济史学研究不仅发掘了更多的图书类史料，而且也越来越多地运用档案、碑刻、文契、宗族谱谍、广告、各种调查和统计等非图书类文字史料；所用文种除中国原有的汉、满、蒙等文字外，又增加英、日、俄、法、德等文字。“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犊、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使研究增添了活力和动力。现代仍然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丰富而生动的资料，如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利用。”（注：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口述史料也越来越多地变成文字，被人们运用。近年来，有的学者又提出除了文字史料外，还要重视旧照片、旧图画等图像史料的运用。 与此同时，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也趋向多元化，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人口学、地理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引用，使经济史研究扩大了内涵，提高了理论研究水平。中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吴承明先生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对文献学、考据学、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地区经济和周期论、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等经济史研究方法作了评介。（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章节。）他认为研究经济史应根据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取不同方法；方法论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没有高下、优劣之别。吴承明有关方法的见解，在经济史学界，特别是在中青年经济史学工作者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文革”前中国大陆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着重于批判封建主义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批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等。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人员思想逐步解放，视野日益扩大，因而中国经济史学，尤其是近现代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十分明显：先前研究较多的一些课题如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土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等，探讨继续深入，发掘了一些新资料，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通讯业、财政、货币金融、民族市场、城市经济史、地区经济史、人物评传等，研究论著大大增多，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例如，在货币金融史方面，既有从宏观上考察中国货币金融史、金融业管理、外资在华金融势力等方面的研究论著发表，又有从微观上剖析一些近代著名银行及其他金融企业的专著出版；在城市经济史方面，有关近代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经济史的专著在1990年代接连问世。过去几乎是研究空白的中国企业制度演变、人口经济、华侨投资、房地产业、国际收支、市镇经济史、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等方面的课题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这方面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更加侧重于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或者给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有关问题以历史的透视，例如上海的经济史学者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加强了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市场发育、企业发展和公司制度历史演变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造成较大的反响；厦门大学的杨国桢教授则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倡议开展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些中青年学者响应这一倡议，经数年努力，已经出版了有关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一系列新论著。这样以强烈的现实感和新视野来研究经济史，将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给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二、跨代专题研究与注重历史连续性 与“文革”前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重视阶级斗争对经济生活影响的状况相适应，过去经济史研究中往往重视一些事件，尤其是改朝换代，对经济的影响；强调这些事件所引起的“断裂或转变”，即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重视断代史研究。随着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拓展，这种状况逐渐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有一个“时滞”，因此到了世纪之交时，在中国经济史学多样化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日益明显，打破断代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可以说，20世纪里断代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重点，而在21世纪里这一重点将转移到跨代专题研究上来。与之相适应，研究者们也日益注重有关历史连续性的研究。 （一）从断代史研究向跨代专题研究的重点转移 每个学科的发展在各个时期各有不同的重点。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科有重大发展，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本国历史上各个断代都集中了一批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出了一大批断代史研究成果。与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可以说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重点是断代史研究。中国历史悠久，新史学初兴阶段需要先把各个断代历史理出个头绪，同时按断代收集史料也较为方便，因而20世纪中国史学在断代史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并也给20世纪后半叶国内教学和科研机构的设置以及学会组织等打下了浓重的断代史痕迹。 但是，随着学科的继续发展，到20世纪末时断代史研究的局限也日益明显。过于强调断代史研究，容易割裂事物的前后联系，容易束缚研究者的视野。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就出现了研究各断代经济史的学者分别强调所研究朝代经济的发展，而为此贬低以前朝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 按照布罗代尔等人的观点，历史发展是在多元时间体系中进行的，一般可分为短、中、长三种时段，分别受快、中、慢三类变量的作用，将三种时段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显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就中国史学发展状况和走向来说，在新世纪里需要加强打破断代的长时段专题研究，这一点对于经济史研究尤其重要。经济史研究主要构成，不是着重于快变量研究的事件史，而是着重于慢变量、中变量研究的形态史、结构史。毋庸讳言，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尤其是改朝换代、变法改制等都对经济影响很大，甚至一个诏令的颁布，一个条约的签订都可成为划分经济史发展阶段的标志。但是过于强调这些事件对经济的影响，就会忽略原有经济结构、文化与科技、社会组织、地理环境及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作用，犹如考察江水流动仅注意风和潮汐对江面波浪的作用而忽略地球转动、地质构造、流域面积与降雨量等因素对江水流动的深层次作用一样。《中国经济史研究》前主编李根蟠教授提出，研究经济史不仅要重视“横观”，更应当重视“纵观”，注意考察各类经济关系中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认识其来龙去脉以及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点与原因等。他认为经济史研究应注重中长时段的考察，“经济史若局限于一个断代，往往看不清来龙去脉和长期趋势”。（注：李根蟠：《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应在继承中发展》，2002年“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讨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