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2)01-0056-05 关于1956-1976年间那场针对“修正主义文艺”的批判，一般情况下的人们总会顺理成章地将其看作纯粹政治运作的产物，而一俟政治环境有变，更多的人还是首先热衷于揭示其中的政治话语运作方式，如“黑幕探秘”、“灾难亲历”之类文字于是极多，以求对中国几十年来的文化话语系统表示一种反思的立场。如果将这种揭示行为纳入学术性分析之中，其意义也是可观的，因为它不仅提供了一种现实立场，而且同时提供了历史立场。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保持对这种行为的警惕，因为它太容易流于时过境迁式的贬斥。更有甚者，这种贬斥的简单性一旦套用了某种理论范式，它就最终要获得意义的正当性。这样，关于“修正主义文艺”批判运动的应该或可能被揭示出来的问题，将被更加严密地遮蔽起来。当然，之所以如此言说，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将二十年“修正主义文艺”批判运动放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对现代性探究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我想为研究“修正主义文艺”批判运动寻找到更多一些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我感觉到对“修正主义文艺”的批判思想基础，起码还可以从另外两个方面予以再认识，即从“两条路线斗争”和“文艺为政治服务”设题作出再认识。 一、“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现代社会里，对于通常的政党而言，只表现为一种权力之争的政治是罕见的。政治往往是对应当如何管理社会，如何分配资源，如何行使权力等问题上存在的诸种不同意见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其核心和关键问题，总是由价值观上的冲突引起的；政治是为了解决或控制价值观冲突的过程。这一认识，是公正地对待政治斗争各方的基础，对那些因斗争失败而失去话语权力的政治力量来说，其意义更加突出。 五四以来的国内革命，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冲突。在革命的具体过程中，围绕权力和集团影响展开的斗争成为社会生活中不断得到发展的事实。也就是说，革命势必引起权力集团的割据。对于那些目标坚定的革命党人而言，其目的就是要设法荡平这种割据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并最终用这一政权取代现政府。而作为维持现状的政府，其目的则是要抵制这种对其权力和地位的合法性的任何攻击。这种模式化的归纳，适用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次革命运动。 更深入地看，革命首先是革除旧法统确立新法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行为。革命党人当然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但是，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推翻旧制度，代之而起的新社会应该具有怎样的内质？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是必然的。并且，这种内部的分歧所引发的价值冲突，其严酷和不可调和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内部的冲突，就是“路线斗争”。 在中共党史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往往又称为“左派”与“右派”的斗争。所谓“左派”、“右派”，其由方所词化而为政治名词，其含义源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1]。左派往往意味着要求根本的变革，将追求人民的权力和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平等联系了起来；右派则与保持现状或维护特权等要求联系在一起。在国际共运史上，左派和左派纲领被视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象征，右派和右派纲领则被认为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前途的反动。与此相关，还有两个概念，即“极左”和“右倾”。那些看来被过火的革命热情所驱使，作出不负责任的行动的人，或奉行不切实际的政策的人，被认为犯了“左”倾错误。这里用引号的左，更多的是贬斥和谴责。而这种错误的极端表现，则是“极左”。而所谓的口头革命派，即那些热衷于妥协和“改良主义”，把所应肩负的革命责任忘记得一干二净的人和行为，被认为是“右倾”。右倾的具体形式又分两种：“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前者指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实行不择手段的篡改，即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后者指的为了暂时的个人利益而不惜牺牲长远的革命目标。就理论的意义而言，从马克思到毛泽东，这一组概念都是确定的。特别是毛泽东在1937年写作的《实践论》一文，为革命运动内“左”和右的偏离下了极精确明晰的定义。他的前提是，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使政治行动与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具体现实保持一致，而不能让主观愿望或偏见遮掩了当时形势的要求。于是他说：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共同之处在于“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这种相似的认识论根源，以及必将严重地损害革命的前途的相似后果。1957年，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坚持认为：“就其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来说，‘左’并不比右好到哪里去，因此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可是，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由于对标准持有权以及对标准本身的质疑，这些概念的运用总是显得有些随心所欲，我们今天在中国革命史中不难看到这样的事实：一方视为偏离或有损于革命事业的战术、策略或政策，其反对者却认为是保证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战术、策略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