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由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已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据统计，上海30人以上的工厂在1911年为48家，1933年达3485家，占全国12大城市总资本额的60%。（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6页。）作为工业中心和发展极，其对于周边地区必然有辐射作用，苏南地区的工业正是在这一条件下大幅度地向前发展的。新的工业区位形成后，新旧两个工业区位的并存势必会重组两者关系，连进和竞争遂成了两者关系的主旋律。本文试就两者的关系作一简论，刍荛之见，方家正之。 上海与苏南工业的连进 连进是指携手共进之意。在近代上海和苏南地区，工业的连进主要体现在跨地区的企业间的联合。这种联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纵向联合，可以理解为同行业的不同生产企业把有关的原料、产品销售合并到一个企业的管理之下；另一种是横向联合，则可理解为不同行业的生产企业联合到同一企业的管理之下，促使不同行业的互补连进。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联合，都不是两个以上企业简单的一加一，其结果必然带来行业间或企业的正相关效应，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连进的形式主要是上述两种，其手段也可分为两种。我们设上海是甲方，苏南地区为乙方，则手段由上海为基点出发联合和影响苏南地区的称之为“甲→乙模式”，反之，由苏南地区为基点出发联合和影响上海地区的称之为“乙→甲模式”。下面就这两种模式对上海与苏南地区工业的连进作一简单的论述。 （一）甲→乙模式 当我们在考察这一模式时，不应把目光完全集中在某一特定形式上，应该看到这一模式包括了上海向苏南地区提供兴办工业的资金、技术、市场，有的甚至是工业企业从上海向苏南的搬迁。但笔者认为，这一模式中更具价值的是苏南的资本拥有者受上海的影响，改变了自己的观念，深信兴办现代实业既是个人赚钱，又是有裨国家的大事，遂使自己的资金流向现代工业，出现了苏南地区兴办现代工业的浪潮。 在棉纺织业中，无锡杨氏兄弟创办的业勤纱厂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模式。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是无锡鸿山人，因与李鸿章有世交之谊，曾先后被指派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杨氏兄弟经营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经历，使他们了解到织布比纺纱为艰。中国历来可称之为纺纱大国，但不是织布强者，其间的原因主要是织布的技术要求远高于纺纱。外国人也有与其类似的看法：“中国人在纺纱方面力量雄厚，但在织布方面就较差了。”（注：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而纺纱的利润却高于织布，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家庭手工业的纺与织在洋纱的冲击下走向了分离，农民开始购买机制纱从事织布，使得棉纱市场巨大所致。 这一深刻认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不因为他们在1893年退出织布局而忘却。他们决心自行筹办纺纱厂，厂址选择在家乡无锡，一来可以避免上海的地价昂贵、竞争激烈、投入颇高；二来可以充分利用棉纱能销往农村的市场；三来可以利用亲情筹集资金。最终，由杨氏兄弟筹措2万两白银，由亲戚刘鸿笙、叔培兄弟认股4万两，并借得江苏省积谷公款10万两，合计16万两，于1895年在无锡创设了业勤纱厂。业勤纱厂在无锡的创设，是杨氏兄弟在自觉不自觉的情况下完成的纺纱业从上海向无锡作梯度转移的举动，它不仅是无锡现代纺纱工业的起点，而且是整个无锡现代工业浪潮的第一朵浪花。从此以后，无锡的棉纺织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无锡拥有现代化的棉纺织厂为6家，纱锭数有173776枚，织布机1348台，工人12365人，总资本额为827万元，在全国民族纺织工业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 在苏州，苏纶纱厂的曲折发展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甲→乙模式”。苏纶纱厂是1897由张之洞在苏州创办的，迭经易手，亏折照旧。1925年，上海大隆机器厂严裕棠以洽记公司名义向业主盛记公司租办，因企业设备陈旧，管理不善，企业亦无起色。此时的大隆机器厂虽然在上海凭借严家的特殊地位生意有所发展，形成了母系资本集团，但由于同行竞争激烈，再加大隆机器厂在企业有所发展后，在扩大规模时，由原来的经营外轮修配改营纺织厂的零件修配，一时间企业生意难做。于是严裕棠以大隆生产的纺织零件对苏纶纱厂进行彻底的改造，于1927年，由杜月笙相助以光裕公司（因他号光藻，故名）出资30.05万两，将苏纶纱厂从原业主手中盘下。整修扩建和经营经费额定80万两，其中90%以上出自严家，其余为其亲友出资。至此，苏纶纱厂可谓是严家独营，实现了大隆和苏纶的跨地区的铁棉联营。苏纶纱厂原有纱锭2万余枚，经年余整修，焕然一新，1930年增设新厂一所，计纱锭2万枚，1931年又成立了一所织布厂，有布机300台，后陆续增为1000台。（注：据苏纶纱厂碑记所载。）。重新开工后的苏纶纱厂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营业情况也一反过去连连亏折的局面，盈利甚丰，为当时一般纱厂所望尘莫及。 分析此时苏纶纱厂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资金依赖大隆，二是人才来源于大隆，三是技术设备由大隆负责。此三者为苏纶纱厂的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在常人看来，大隆是大隆，苏纶是苏纶。不知没有大隆，就没有苏纶的产生，况现在的苏纶之所以不像普通纱厂者，正恃有大隆。……无论业务方面，人才方面，均不能不依赖于大隆，如机器之修理添补等事，无大隆决无如是方便，人才非大隆积久训导，决无如是之适用。大隆看来极普通者，一调苏纶，则可当得一部分事务”。此言虽有点夸张，但至少道出了大隆与苏纶的联营连进关系，大隆为母系集团，苏纶为子系集团，“以铁业为本，以棉业为手段，则成功自易”（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大隆机器厂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同时，严家还很注重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地方势力搞好关系。关于这些可以参看严裕棠长子严庆祥的信就可以了解一二，“我们在苏州是客民，人地生疏，种种不便。……今之得以相安无事者，盖一只庞大斑烂的纸虎尚未戳穿，使地痞土劣所以不敢轻于尝试。但是这种局面不过弥缝一时，决不能相信可以持久不敝。应当与势推移，随时随事吸收地方感情，以事永久基础，巩固藩篱。今得二法先为第一步之实行：一、阴历岁除在即，地方绅董机关委员择要致送礼物（愈多愈好），此一种为物质之表示；二、贺年红片对于当时官绅有名人物应当尽量发出，此一种为礼貌之周旋”（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大隆机器厂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5页。）。为了使苏纶纱厂能有一种宽松的外部环境，1935年苏纶单是捐款给所谓吴县裕棠自治镇的一笔钱就是15万元。（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大隆机器厂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严家的苦心经营换来了苏纶纱厂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