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一文在《二十一世纪》刊出后，大陆不少学者收到文章作者的邀请评论的信，因此引起较广泛的注意。笔者也因此仔细拜读了数遍，现仅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写于下面。 《后学》将各种带“后”字的论点炒在一起，从中分析出大陆涌出新保守主义的结论，角度颇独特。大陆学术界目前有无保守主义者，笔者无从论证，只想探讨一下赵毅衡先生所涉及各种带有“后”字的说法是否可以算作“新保守主义”。首先各种“后”字的论点，从内容、背景、内涵所指各方面都各有自己的特点，仅从一个“后”字（甚至没有“后”字，不过引用了一批结构与解构理论的语言观点）就被归成一类，并冠之以“后学”又进而标之以“中国新保守主义”，作法似乎太形式化了。若因此得出一门所谓“后学”的学科就更草率了，大约只是严肃的学术论文中一句玩笑吧。 虽说近年各种活跃的学术观点各不相同，但其活跃的动力倒有相似之处，就是大家的共识是必须冲出当前的文化低谷，以迎接21世纪的文化新纪元。自9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并没有赵先生所认为的那种“自赎‘背叛民族文化’的罪孽”心态。反之，在80年代与9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文化话语后，也即赵先生所谓的文化热后，不但不觉负罪，反而感到对西方文化应当了解得更透彻、更系统、更深入，以便与中华文化传统对比与互补，找出21世纪中华文化发展的自己的道路。中华文化自本世纪初就处于被批判、被怀疑、被否定的状态，经常被认为是保守的传统。“后学”一文大约也是出于这种批判精神，认为今天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性的说法为新保守主义的一种现象。今天大陆的学界既不会有世纪初的恐西症，也不会有汉文化中心主义，何来“背叛民族文化的罪孽”心态？人类文明，五大洲各有其自己的品种，中华品种无法以欧美品种代替，想来任何人也是同意的，因此今天为了改良自己的品种吸收其他品种的优良素质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引进其它文化时却讳言中华自己的文化传统，岂非本末倒置，忘记引进的初始目的？大陆的中华文化遗忘症确已有近一个世纪的病史，然而今天仍讳疾忌医，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后学》一文显然尚未意识到一个民族失去自己文化传统的失重状态的痛苦，因此将今天大陆学界关于文化现状的焦虑心情绘成这样一副可笑的脸谱： “对80年代文化热更感羞惭” “对80年代文化热的忏悔赎罪心情” “对80年代文化精神高扬的清算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共同倾向” “想自赎‘背叛民族文化’的罪孽” 其实只要不带偏见，不站在中华民族之外，谛听一下此间知识分子沸腾的讨论就会了解他们不论各派观点是如何不同，其关心的焦点却是一个，就是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中华文化找到一条明日之路，因此他们所用心探讨的实为一种“新”学。这种新学也许都是为了让沉沉入睡的古老中华文化醒来，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的挑战，在相互激荡、相互启发中重新找回自己的活力。为此大陆知识界必须一面摇醒沉睡的文化巨人，一面更深入地探讨他文化的体系和表现，不能停止于一些术语的引进，这也许就是80年代后大陆学术界对自己的要求，有何“负罪”可言？ 《后学》一文开头所提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为甚么这些讨论者都能用‘后学’支持保守观点？”何谓“保守”？如果上述的希望唤醒沉睡的5000年古老文化传统，使它能介入今天的人类文明是“保守观点”，而继续活埋自己的大众文化传统是“革命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将白日称为黑夜，将黑夜称为白日，不值得辩论下去。我想今天大陆知识分子很少还相信应当继续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民族传统，无论东方西方的都不是纯而又纯的美好和高尚的，但又有谁愿意因为它有瑕疵而弃之如敝履？不幸人们这些此起彼伏的种种为了明天的讨论都被认为是“保守”的。文章作者对“保守”的概念十分模糊而陈旧，脱离了历史的时空。名词不过是一个失去所指的真实意义的抽象符号，正如作者在其大作第12节所说：“普遍性永远是有限度的，理论家应当对这限度有自觉，有反思。”赵先生所谓之“后”与“保守”“激进”等概念，当用于今天中国大陆，这尚未冷却的地球新生的活跃的地貌，这史无前例的大转型中的奇特的社会，其普遍性就更值得怀疑了。隔着大洋，隔着浓雾，遥读大陆一系列的学术讲座文章，真需要最大的无成见与耐心，否则就难以摸到大陆思想界的脉博。 （一）怎样理解“解构”与文明危机 《后学》一文中多次用“解构”一词，仿佛它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可以用之自外部任意互解、拆解任何事物。然而这实是作者自己想当然的说法，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观点无关。德里达文风晦涩，真正耐心去读他的著作者不多，但自60年代以来“解构”一词不胫而走，已成为舆论界的时髦术语，用者也有真理解的，也有给以想当然的字面解释的。后者往往从这一词表面的形象出发，认为是一种激进的暴力破坏行为，以为解构理论旨在摧毁一切秩序使人们生活在荡然无存的荒原上。赵先生对“解构”的理解也近似这类，但他认为西方文化固如金汤，不畏惧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