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究 为文学史家定位，弄清他们的职责、他们与其他文学研究者的不同，应是文学史学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弄清史实，是文学史家天经地义的任务，价值衡估是文学史家自然而然在做的事，而探索规律，则是文学史之成为科学的根据，是文学史家有别于一般文学研究者之处。 一 既要寻找规律，那么首先就会碰到文学发展到底有无规律这个问题。 1959年，何其芳曾经提出，编写文学史不妨暂时不谈规律的意见。其实，企图用一种公式、一个结论将文学史规律囊括净尽，并用这个规律贯穿文学史始终的想法与做法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取。何其芳的意见实际上是对以北大55级文学史为代表的一批新编文学史的婉转批评。因为这本文学史的初版本将阶级斗争规律简单化地套用到中国文学史中，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贯穿始终、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对立而占据主流地位等为文学史的规律，都显然不符合事实，缺乏科学性。在50年代末，放弃用“一种公式和结论”去贯穿文学史，无疑是明智之举。后来何其芳亲自主持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和由高教部组织、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尽量削弱理论色彩，甚至取消了一般文学史著作惯有的集中论述本书文学史观的绪论或导言部分，开宗明义就进入史实的叙述，因而给人以平实之感。 但这并不表明在文学史的发展中真的就没有规律可言，探求规律这项工作可以无限期地延宕下去。 其实，即使并未抱着发现规律的主观愿望，而只是实事求是地深入到文学史实中去，也不难看到许多在一定条件下反复出现、相互联系，甚至表现为因果关系的文学现象。对这种现象进行归纳和概括，人们的认识往往就接近了客观规律。 例如，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以被它制约着的精神生活所达到的水平有关，总是与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有某种对应的、甚至同步的关系。文学的内容哪怕是再曲折、再隐晦，也总是这样那样地反映着社会不同阶段的面貌。而文学的形式，从体裁样式到技巧规范，也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乃至传媒工具有着分割不开的联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学形式清晰地显现出由粗糙简陋到精细繁复的演进趋势。在这一类众所共知的文学现象之中怎么可能没有其内在规律可寻呢？ 又如，单就文学样式的发展变化来看，每一种样式，无论诗词曲赋、散文小说还是戏剧文学，都有其独特的生长史，都需经历从孕育到萌芽，从诞生到发育成熟，又到衰败朽亡的过程。与之相应，每种文学样式也就有一个由文坛边缘逐渐向中心迁移（当然，各种样式迁移的程度、结果并不相同），而后又被新的向中心迁移的样式逐渐挤向边缘的历程。这种形成了一代代文学景观不同风貌与文学史长河波澜起伏的演变过程，是不是也带有一点规律性呢？ 再如，以往的研究已比较充分地揭示了文学史纵向继承与积淀的规律，认识到任何一位作家，唯有凭借前人成就的基础，同时发挥自身的创造性，才有可能攀上新的文学高峰。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学峰峦就是这样一代代累积起来的。近年的研究又开始注意到文学与文化体系中其他分支的横向联系，尤其是较多地注意到以往不够重视的文学与宗教、民俗、地域文化、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于是发现在一系列已知或未知的文学现象之中，还存在着许多以往未曾认识到的因果关系和必然性。 除此以外，前人早已指出的文学史发展规律还有种种，比如在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关系上，就存在着互补、互养和相竞、相促的规律。中国古代诗、词、曲三种诗歌形式的依次形成与发展，小说、戏剧样式的从无到有、从简到繁，都反复说明了上述规律是确实存在的。 正如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一样，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产物的文学，其历史进程也自有其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既然规律是客观存在，那么，认识它、总结它，便是文学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了。 二 然而，我们似乎又可以用同样清晰的语言说，文学发展具有无规律性，这个反题能不能成立呢？让我们试作如下的论证。 历史上的文学现象是如此纷繁杂乱，犹如物理学上所说的“紊流”。文学的历史进程离不开文学创作者们的活动，而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道路、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其每一篇作品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内容和表达方式。因此，在文学领域就不能不到处充满了特殊性、偶然性、随机性和可变性。几乎对于文学发展任何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概括，都不可能涵盖全部文学史现象。 不妨来看一些实例。 文学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人们从对唐代文学演变的轨迹中，看到文学的盛衰与政治经济状况显然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初唐新政权刚刚建立，虽然政治相对开明，但国家、人民均尚未从隋末的经济困顿中复苏，与此相应，当时文坛大抵仍旧沿袭南朝齐梁遗风，还没有充分形成唐朝自身的特色。初唐以后，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大大提高，盛唐时代民族精神极大昂扬，于是盛唐也就成了文学创作极其繁荣辉煌的时代。诗坛巨星李白以及与之辉映的王、孟、高、岑之辈均活跃于此阶段。在安史之乱以后做出杰出贡献的诗圣杜甫也是成长于这个时代。历史进入中唐，特别是晚唐以后，唐朝的政治经济走上了下坡路，直到国家分崩离析，唐朝文学也相应地由盛而衰，诗歌的总体风格也由刚健豪迈走向衰飒颓唐。如此看来，文学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同荣同衰的同步规律，在唐代不是表现得很突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