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和西方的文学理论无疑有巨大差异，不管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如何把差异加以绝对化，也不管伽答摩尔和德里达在语言是交往的桥梁还是障碍的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否可能的问题上，各执一词，事情从纯理论上说起来可能比较复杂，但是在实践上，恐怕谁也很难否认我们之间毕竟存在着即使是错位的，也仍然是部分重叠的、共同的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出中西文论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充满自信的挑战。但是，这不等于中国和西方文论之间的对话就没有困难。 （一） 对话是相对于独白而言的，应该是双向的、互补的、互动的，对双方都意味着一种发展的动力。这不仅是指从对方吸收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资源，而且是指更加深刻地认识、理解自身的文化/文学传统。早在本世纪初，王国维就指出：“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转引自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7页。）。东方人应该如此，对于西方人也是一样。不管是坠入爱河的恋人，还是指挥战争的将领，都只能在对话（包括躯体的和武器的对话）中认识对方，认识自我，包括潜在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懂得东方文化哲学，也就不可能理解西方的哲学和文学理论。反之亦然。 但是，中国百年来的文论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文论在中国文坛上的独白（我们当然不会用“文化殖民”这样的话语）的历史，而不是东西方文论的对话的历史。中国文论即使对西方文论有所影响，也仅仅限于局部和在个别人物身上，并没有达到对西方文论的发展进程起重大作用的程度，而西方文论（包括俄苏文论）不管历史条件发生什么变化，都保持着长驱直入的态势，决定着中国文论的体系和发展动向。 这里有历史的原因。本世纪初，我国古典文论面临着重大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 中国古典文论在新的历史时代，不能回应新兴文化的挑战，一些根本的原则已经失去了生命（如宗经、征圣），有的虽然还保存着潜在的生命，但是在思维形式上，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中国传统文论长于从经验的直接概括，善于直接归纳和直观的综合，在自然科学中没有达到系统的、数学的高度，在文学理论中，缺乏对于概念的微妙差异作过细思辨的系统方法。传统文论的基本观念、范畴多少带着经验的直观的性质，其内涵具有浮动的特点。不论是“道”还是“气”，不论是“风骨”，还是“气象”、乃至“意境”，沿用千百年，都缺乏以定义来保持其概念的一贯和论证的自治的传统。没有概念的一贯和逻辑的自洽，就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演绎；中国文论悠久的学术成果很难在不确定的范畴中有效地积累。 我们的小说评点、诗话和词话，虽然充满了天才和灵感，甚至提出了意境和性格这样核心的范畴，但是，概念的内涵不够稳定，常常限于在经验层次上的滑行，而缺乏逻辑的自治，又很难在演绎中深化，难以形成科学体系。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传统文论，除了早期个别的例外，都不以庞大的思辨的体系见长。 在这种文化危机的压迫下，我们不但全盘接受了西方文论的观念（范畴、话语），而且接受了他们的抽象思辨的方法。在这以前，我们没有美学、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典型、个性、风格、审美、审丑、幽默、喜剧、悲剧等等这样的范畴和话语。我们的“失语”感和文化自卑感是共生的。早期王国维式的《人间词话》式的传统话语范式并不能满足我们；乃至今天，我们之中也很少有人认同维特根斯坦式那种片断的语录式的、《论语》式的写作方式，压倒一切的感觉是，不接受来自西方的话语、范畴，不用西方的演绎法来写作论文，就不能对我们的新文学进行宏观和微观的（而不是像诗话、词话那样吉光片羽式的）阐释和理论体系的表述，就不能和世界文论接轨。 应该承认，全盘接受西方文论是历史的逼迫，目标是思想的启蒙、个性的自由、民族的独创。其结果却导致了我们对民族独创性这一宏大目标的遗忘。虽然有过朱光潜先生以西方文论为纲，融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努力，宗白华先生以中国文论为纲，融入西方文论话语的尝试，但是，中国文论的建设，甚至其局部的话语更迭都离不开西方文论的输入。每当社会大变动的关头，中国面临创造话语的机遇的时候，总是一茬又一茬的西方文论话语成为最新的、最前沿的文化的旗帜。 文论的被动还表现为连话题都是被预设了的，造成了长期以来不但在意识层面，而且在潜意识层面对于西方权威的疲惫的追随。这就难怪有些愤激的当代文论家，要用“失语”来形容中国文论的处境了。 民族的自我剥夺成了对话的前提，这就造成了不管多么真诚的民族文论的更新的努力都难免不会变成对西方文论的追踪。 对于现成话语的简单认同本身与把独立性当作前提的西方文论本身就是背离的（注：以欧洲大陆的语言哲学为例，在胡塞尔、海德格尔、伽答默尔和德里达之间显然有学术上的传承关系，但是，他们的传承和挑战、革新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在学理上并不是以认同大师为荣的，相反，他们是以在学术上独立为最大的光荣。如果海德格尔满足于胡塞尔意向性现象的分析，而不提出对于此在的追求，如果德里达对胡塞尔的语言观，没有进行任何批判，如果伽答默尔不在形而上学的问题上和德里达针锋相对地争论，就不可能有伽答默尔和德里达的学术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