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史上，新产业的产生总是要伴随着旧产业的被淘汰，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如何转移过剩劳动力。一般来说，假若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转换是自然发展的过程，人们会因有较长的适应期达成共识，从而使得结构转换的代价少一些。反之，假若一个社会的结构转换不是经济内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被迫应对的结果，那么人们将因缺少一个合适的适应时间，不容易较快地达成共识，从而使经济结构转换的时间将长得多、代价也大得多。不幸，中国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结构转换就属于这一类。对此，洋务大吏及其思想家，如薛福成、郑观应、钟天纬、陈炽、经元善等作了艰辛的探索。 一、机器生产是转移过剩劳动力的根本途径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机器生产方式在中国的推广，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这样就不能不在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一种“机器夺民生计”的认识。支持洋务运动的社会人士的可贵之处在于能从机器排斥劳动力的社会现实中，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他们相信机器排斥劳动力是暂时的，中国人民的就业归根到底取决于机器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 19世纪70年代末，薛福成先后写作《创开中国铁路议》和《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指出铁路不惟不会夺人生计，而且会扩民生计。他说，“有铁路一二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者，当不下数十万人。况煤铁等矿由此大开，贫民之自食其力者，更不可数计。此皆扩民生计之明证也”（注：薛福成：《薛福成选集·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薛福成出使欧洲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矿业部门转移的认识更加明确。1891年，他在《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中指出，“余考欧洲诸国，通计合算，每十万里居九十四人，中国每十方里居四十八人，是欧洲人满，实倍于中国矣”（注：薛福成：《薛福成选集·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同上，第367页。）。欧洲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一倍，土地也不如中国肥沃，但人们的生活富裕，原因在于“能浚其生财之源”，而关键在于讲究科学，用机器生产，因此提出了机器养民论的主张。他说，“中国人民之众，十倍西洋诸国，议者谓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生计，俾不能自食其力。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自是中国之货，非但不能售於各国，亦不能售於本国；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无益，亦遂不自用其力；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彼货以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则商务有不衰歇，民生有不凋敝，国势有不陵替者哉！是故守不用机器调济贫民之说者，皆饥寒斯民困厄斯民者也，此从前闭关独治之说，非所以论今日也”（注：薛福成：《薛福成选集·用机器殖财养民说》，同上，第420-421页。）。 钟天纬则从更广阔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考虑解决农业过剩劳动力问题，他认为，中国越是对外开放，国民经济就越发达，人民就业的机会也就越多。19世纪80年代初，他在欧洲游历时，曾作《开铁路置电线论》，指出，“至贫民之食力于舟车担负者，增设子口愈多，需人亦愈众。如广东一口易而为五口通商，各省佣工舟子骤增数百万。及长江开埠，凡在上海食力者未见其减，而各埠雇募者反见其多。此水路通商增口之明证也，而陆路要无二理。在内地骤开数十埠，则食力者必增数万人。于总口纵减二三，在子口不啻偿以倍蓰。泰西各国历验，无不皆然”（注：钟天纬：《刖足集·内篇》。）。 陈炽是从西方国家工人对机器由激烈反对到积极拥护的事实中，感受到机器生产对促进劳动力就业的良好发展前景的。他说，“彼国（指西方国家）机器初兴，其手工之人，亦欲竭手足之劳与之争利，心尽气绝，无可为生，乃改而入厂工作。其始也，月得工资三四元或五六元耳。入厂以后，技艺之高者，月得数十元数百元，即至愚极钝者，亦可得七八元或数十数元。向以数十数百作工者，加至数千数万人而未止。（注：陈炽：《陈炽集·续富国策·工艺养民说》，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8-229页。）。总之，机器之采用对“小民之生业，移而已矣，夺则未也”（注：陈炽：《陈炽集·续富国策·遍弛轮舟说），同上，第240页。）。因此，他不但批判机器夺民之说，还进一步宣传机器可以养民，“天下穷民谋食之路，惟机器工作厂为最丰，亦惟机器工作厂为最易”（注：陈炽：《陈炽集·续富国策·工书·工艺养民说》，同上，第230页。）。指出，“使中国各行省工厂大开，则千万穷民立可饱食暖衣，安室家而养妻子。向日之手工糊口者，亦各免艰难困苦，忧冻啼饥，咸得享豫大丰亨之福也”（注：陈炽：《陈炽集·续富国策·工艺养民说》，同上，第230页。）。总之，在陈炽的眼里，机器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穷民的生存的，因为“自机器大兴，而一人之工足给十人之食，富人出资立厂，而贫民之工作者辄数千人，富民之获利一二分而止，而贫民之工资增至倍蓰什伯而未已焉。故机器之兴，专以为贫民计也”（注：陈炽：《陈炽集·庸书·养民》，同上，第135-136页。）。 笔者认为，洋务派人士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一种手段，这一解决问题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就当时中国的现实看，则有着许多的困难。第一，工业生产并不发达，还不可能吸纳过多的过剩人口；第二，即使新式产业能提供那么多工作机会，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之间要达成均衡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如何能让这些过剩人口尽早地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并在他们未找到工作之前能有一个最起码的生活保证，以缩短和减轻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痛苦呢？洋务派人士提出的办法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