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将“五四”以来“现代性”的中国文化置于西方后殖民理论的视野之中予以重审，推导出了不少让人瞠目的结论。以张颐武为例，从“五四”直到当代文学，他的后殖民批评已自成体系。他认为：“五四”先驱陷入了“西方中心”的盲视之中，他们接受了一种西方的视点，以“现代性”的知识话语将中国他者化，进而排斥中国的本土文化传统，在这一点上胡适、鲁迅等人都难逃其咎。1949年后一如既往，如将西方史中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现实主义变成了文学阐释的唯一准则，将李白、汉乐府与莎士比亚一同指为现实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中国文学自身的独特性。新时期文学愈演愈烈，反思文学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属于证明中国滞后的“时间寓言”，寻根文学则是表现中国特异的“东方性”的“空间寓言”，而“实验小说”对语言和叙事的激进实验，正是一种对本土语言／生存时间滞后性的焦虑的结果，是一种冲刺式地“赶超”西方文学的最新发展的努力。（注：参见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这一批评几乎颠覆了延续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性文化传统，颇有振聋发聩之势。作为一种反省现代性的理论，后殖民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从反面审视20世纪中国文化的眼光，值得我们重视，但其中的问题亦需要作认真辨析。 一个需要澄清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后殖民主义就是西方的Post-Colonialism。这个问题初听起来有点荒唐，然而事实却表明，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无论在理论内涵上还是功能意义上都与西方的Post-Colonialism大相径庭。 在中国的后殖民批评中，后殖民理论是作为一种消解西方现代性话语、建立中国的“民族性”的工具而出现的。张颇武认为，第一世界话语一直控制着我们的言谈和书写，压抑着我们的生存，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二元对立的关系倒转过来，“强调由本土立场出发去思考自身文化的价值，由这种立场出发去思考自身和世界的文化处境。”批评家们一方面批评现代以来西化的殖民倾向，另一方面着力于构建一种本质上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民族性的汉语言文化本体。（注：参见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及1992年第4期《文艺争鸣》“汉语文学与中华文学专号”。）这一民族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立场与西方后殖民理论几乎南辕北辙。不能不承认，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具有民族主义的基础，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如萨伊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的出身就可以明了。他们都是身在西方的东方人，是对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切身感受孕育了他们的理论热情。萨伊德承认，是他在巴勒斯坦和埃及殖民地度过的青年时代激发他的东方意识和抵抗意识（注：萨伊德《东方主义再思考》，罗钢、刘象禺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4月版。），但他的东方主义却决不是一种旨在对抗西方的民族主义。后殖民理论是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知识话语理论为基础的，旨在解构西方霸权的文本系统，揭示隐含于西方历史知识中的权力结构。萨伊德解剖了东方学知识与帝国主义强力的关联，却没有简单地将西方／东方、压迫／被压迫简单地颠倒过来，制造新的二元对立，因为这样正好沿袭了殖民者的逻辑。萨伊德不是站在反对西方的东方立场上的，作为一个非本质主义者，他甚至根本不承认有这样一种东方立场的存在。他明确地说：“存在这样一些地域空间，那里生活着土生土长的、本质上与我们不同的居民，可以根据与这一地域间相契合的某种宗教、文化或种族本质对这些居民进行界定，这一看法同样应该受到强烈的质疑。”他认为，“东方”的概念不过是一个人为的建构体，并不存在与西方相区别的本质。后殖民理论实际上主要并不是在为东方说话，而是着力于清理西方自身的知识体系，研究文化差异及其表述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当萨伊德被称为“阿拉伯文化的支持者，受蹂躏、受摧残民族的辩护人”时，他十分沮丧，他说：“对他们来说，我的书的价值在于向人们指出了东方学家的险恶用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伊斯兰从他们的魔爪下解脱了出来。这几乎与我自己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萨伊德明确说：“ 实际上，我的意思是说，东方学本身就是——而不只是表达了——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与其说它与东方有关，还不如说与‘我们’的世界——西方——更为紧密相联。” 毫无疑问，张颐武等中国后殖民批评家所奉行的立场，正是萨伊德所批评的民族主义。萨伊德表示：“在所有著作中，我一直对洋洋自得、毫无批判意识的民族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注：Edward W.Said,Orientalism,Vintage 1978，中译参见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5月1版。）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变异，是萨伊德所说的“理论旅行”的结果。西方的Post-Colonialism在成为中国的“后殖民理论”的过程中，其中的内涵受到了中国的特定语境的改造，发生新的意义。很显然，后殖民理论中揭露西方霸权的内容迎合了某些中国读者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其真正的面目却被遮蔽了。“东方主义”在东方被望文生义地演化为“西方主义”，这在心理上似乎顺理成章。同时发表三篇文章隆重推出后殖民理论的《读书》1993年第9期，其“编辑室日志”的题目是“他们文明吗？”这篇“日志”介绍了吕叔湘先生翻译的《文明与野蛮》一书，它借美国作者的口说“西方人自诩文明，动辄斥东方人‘野蛮’，这本身就已不文明。”并将此与《读书》刊载的介绍后殖民理论的文章联系起来，这本身就是在将后殖民理论往民族义愤的轨道上引导。后殖民理论的中国效应在新闻媒体也可以反映出来，在后殖民理论风行华夏的时候，海内外的报纸都曾报道中国开始了反西方的思潮，如香港《中时周刊》称“中国大陆思想界，正形成一股‘反西方主义’思潮”，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的一篇文章也称，“反西方主义”思潮正像幽灵一样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里徘徊”。（注：张宽《再谈萨伊德》，《读书》1994年第10期。）旅美学者刘禾当年曾发牢骚：“此书（指《东方主义》——引者注）至今不见在中文译本出现，也就罢了，但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读过萨伊德的书还是没有读过，国内参与评论萨伊德的人近几年却踊跃非凡。时常听到有人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作些望文生义的阐释，遂又将那些释义平白无故地栽到萨伊德头上，说萨伊德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评就是反西方。”“由于国内学界对于后殖民理论认识上的种种混乱，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如下说法：萨伊德＝反西方主义＝提倡民族主义……”（注：刘禾《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中的一个语言盲点》，《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批判提纲》，1999年10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