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江泽民总书记2000年2月1日的谈话，对我国的教育工作作了深刻精辟的论述。这篇谈话，把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提到关乎国运兴衰、民族复兴的高度来认识，并号召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这对新世纪的人才培养是十分重要的指导方针。 然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已经讲了多年了。表面上似乎无人反对，但坦率地说，收效甚微，因此很值得探讨一下原因。 两种教育观 首先比较一下“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涵义。 我们现在把“以德育为核心，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称之为素质教育的特征，但没有具体说明。记得在1992年，为了迎接信息社会的到来，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曾发表过一篇文章， 题为《九十年代的图存之道》，强调要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下一代。这篇文章提出下列10个方面的教育内容： 第一，要使学生具备表达顺畅、表意清晰、在国际上能熟练应对的语言文字能力； 第二，注重文学和社会科学，加强历史和地理的教育； 第三，加深学生对高深数学原理的理解，并使学生能将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第四，使学生具备与环境有关的物理知识，注重物理学教学的实用性； 第五，要使学生至少通晓一种外国语言； 第六，要使学生熟悉电脑及有关科技的操作使用； 第七，培养学生对艺术的兴趣，使学生对文化艺术有高深的鉴赏力； 第八，必须使孩子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知道暴饮暴食、吸烟、喝酒、吸毒及艾滋病对身体的危害； 第九，要使学生真正了解美国政府及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借此培养他们成为能灵活掌握社会资讯、投票理智的公民； 第十，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发挥创意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上10个方面，除了其中的第九点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体现了他们的教育是为谁服务的以外，其余各点对我们也是可以适用的。 那么，什么是应试教育呢？应试教育就是适应以考试为唯一手段来甄别和选拔合格人才的教育方法。应试教育在我国特别流行，是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应试教育的“历史性”典范。科举通过国家办的“统考”，为非特权阶层开辟了一条通向名利富贵的仕途。由于科举的相对客观、相对公正，且又是人人可以企及的，平民百姓都有机会实现平步青云的梦想，因此极具吸引力。“落难公子中状元”一类的戏文，历来是广大群众所极其欣赏的。但如果考不上，那就只能继续当平民百姓。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简直就是个人前途的“两种命运的决战”，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在著名的《儒林外史》中早已有出色的描述，但恐怕所反映的还不到实际情况的百分之一吧。 当前新的应试教育的核心则是上大学。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已经是一般老百姓可以企及的目标。“文革”以后恢复大学招生以来的“统考”，虽然同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本质还是相类似的。统考虽曾起过积极作用，且历来被誉为“全国最公平、最少有人情污染的地方”，但这种公平也不过是考试结果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已。 在当代社会，大学本科毕业被公认为是“受到良好教育”的标志。上了大学，才能得到好的“白领”工作；上了大学，才能具备攻读研究生、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先决条件。这反映了社会上对人才质量的主流看法，也体现在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的政策之中。以大学本身为例，为了要办成“国际第一流”，有的学校已经规定进入教师岗位的新人必须具有博士学位，而一般工作人员则非学士（本科毕业生）不收。即使是大专毕业生也没有一席之地，因为学校已经取消了“教学辅助人员”这一层次。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彼得·梅达沃的自传《一只会思想的萝卜》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听说它（博士学位）的价格就与切除阑尾的费用相当，而那时我恰巧得了阑尾炎，两头不能兼顾，所以我就当一个没有学位的普通人，直到成为一个教授。 这种话给现在的教育界人士看到，几乎已到了不可思议的亵渎神圣（博士学位）的程度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我国推行学位制度还不到20年，但今后已不再有人可以没有博士学位而晋升为教授了。 再进一步而言，即使都是博士，土洋也不一样。在国外拿到学位的“洋博士”，其待遇要比国内自己培养的“土博士”来得好，理由是“要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吸引他们回来”。于是青年和他们的家长的最高向往，就是先出国读博士，再让国家吸引回来，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一级级考试。这就是应试教育的“精华”所在。 由此可见，古代的科举和今日的高等教育都是由考试的成败来决定个人的前途，所以二者的本质有极为相似之处。从社会因素来看，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就业上的困难，导致就业竞争。然后就业竞争变成了学历竞争，学历竞争变成了升学竞争，而升学竞争又蜕变为“考试竞争”——因为所有难以直接评价的东西都被忽略不计，只有考试分数成了唯一的质量依据。最后，由于要读大学，所以先要“考”进好的中学；而要进好的中学，在小学就必须“负重”。对孩子们实施应试教育的结果，使学海茫茫变成了苦海茫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