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59(2000)03-0044-08 富，就是富裕、发财。这是家喻户晓、人所皆知的。还有什么可论的？但是，中国历史思想家论富者甚多，还常有新见。可见，这个问题，古人没有解决，今人也还论不清，因此有再论的必要。当然，也不是这一论就可以定乾坤，就没有别人说话的余地了。我以为，富也将和爱情一样，是一切思想家不断探讨的永恒课题。 一、孔子论富 孔子赞赏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说他当家业富有时，说“苟美矣”（《论语·子路篇》）。这就是说，富有是美的。这反映了孔子对富的看法。当学生冉有提出：“既庶矣，又何加焉？”人口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富之。”（同上）使人民富起来。这是从孔子仁的思想中可以自然引申出来的。推己及人，爱别人，爱人民，就要把美好的富也推给人民。这里当然包含后人所谓“富民”的思想。 富是美好的，但富人未必都是高尚的。什么样的富人不高尚呢？一是只富自己不富别人不富人民的统治者。例如齐景公自己很富，“有马千驷”（四千匹马与一千辆马车），古代以一辆马车和四匹马作为一个财富的单位，称为“驷”。齐景公有马千驷，说明他很富有。但他不给人民办事，没有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什么好事。所以当他死时，“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篇》），人民找不出歌颂他道德的词。二是不义而富的人。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富贵，对于孔子来说，就像浮云那样，虚无飘渺，不增加什么乐趣。（《述而篇》）哪些手段是不义的呢？孔子没有明说，但他提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又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篇》）政治混乱，百姓穷困，自己却很富，那是可耻的。政治清明，百姓安乐，自己有俸禄。政治变坏了，自己还是那样拿着俸禄，也是可耻的。透过这些说法，我们体会孔子的意思，是要与人民同甘共苦。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篇》）就是说，统治者要与人民共同富裕，不要只顾自己发财，不顾百姓受穷。百姓都很穷，只有自己富，那就是不义的。富人未必都是高尚的，因此嫌贫爱富，是一种盲目的追求。孔子用《诗经》上的“诚不以富”来说明“惑”。 孔子认为“富贵在天”，富贵是由天命决定的，人是无法强求的。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篇》）如果能够求到富贵，那么孔子愿意承担任何低贱的工作。但是，如果自己的努力求不到富贵，那么就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当然，孔子的学生就有不听命运的安排，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发财致富。典型的有端木赐。他不受命运的支配，从事商业活动，由于预测市场行情比较准确，赚了很多钱。而道德和学问都比端木赐强的颜回，不肯出去做生意，只是守在家里受穷，在贫病交加中夭折。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从事农业的活动，发不了财。要发财，首先要学好文化。因此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 富，需要有文化、道德相配合。有文化、道德的人称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固穷”，虽然穷困，却也不胡来，仍然坚持自己的道德情操。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同上），君子富起来后，不能骄傲，更不能骄横。就是“富而无骄”（《宪问篇》）。普通百姓一旦富起来，容易骄横，因此需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使他们提高文化、道德水平，在富裕之后不至于骄横。这就是“富而后教”。如果富裕了，不能及时给予教育，新富起来而又缺乏教育的人容易骄横为暴，财大气粗，什么坏事都敢做，为所欲为，严重危害社会。按孟子的说法，这种人就跟禽兽差不多。“富而不教，则近乎禽兽矣！”富裕以后，头等大事就是教育。考虑不到这一层次，就是没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孔子希望有文化、有道德的人先富起来。如果“上大学赚小钱，上小学赚大钱”那么，这对教育界就会产生误导作用，使人民轻视教育。口头上讲教育的重要性，作用甚微，无人相信，而实际上的导向，作用极大，不容忽视。 孔子论富，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物质的富裕与文化道德相结合，在讲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的时候，更强调精神文明。他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不患贫而患不均”（《季氏篇》）。二是同他人共富。社会安定，大家共同富裕，这才是最美好的社会。别人都很穷，只有自己特别富裕，那么，生活也不安全，整天提心吊胆，日子也难过。少数人发国难财，那是不义之财，早晚要受到惩罚的。 孔子论富中有两点需要分析：一、富贵在天。把富裕的希望寄托在天上，显然是消极的。后儒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是积极的。但要认识到，致富除了个人努力之外，还有机遇问题。而机遇就是社会、自然界各种因素的综合效应。这是人的主观意志所控制不了的。古代人把它称为“命”或“命运”。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就是指各种客观因素的总和，也就是机遇。二、耕与学的问题。孔子认为从事农业生产的耕只能得到饥饿，而学习文化才能当官取俸禄。在当时，学文化，当官，发财，是一条路子。现代社会，发财致富的路子就不是一条，而是千万条，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各行各业都是致富的路。只有当官不应该是致富的路子，当官致富是从人民那里受贿或贪污而来，那是一种犯罪。在现代，学文化仍然是一条致富的路子，有了文化，可以学科学，科学致富是比较普遍的。因此，学文化致富，在现代社会，有了新的解释，也有了新的合理性。 二、董仲舒论富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土地是分封的，有爵位就有土地。土地没有进入买卖市场。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才开始土地买卖。一旦开始土地买卖，当官的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巧取豪夺的办法，占领一大片一大片的肥沃土地，平民百姓就大批大批地失去土地，结果，“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贫民失去土地，生活更加困难，“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再加上“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然后抓来判刑。一年判了千万人的罪，路上行人有一半是罪犯。董仲舒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了汉代两极分化的情况及其社会原因，认为主要是当时当官的“与民争利”。他说：当官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平民怎么能争过他们这些有权势又有资金的官家呢？官家财富不断膨胀，“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与此同时，平民百姓日益贫困化，“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若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这就是抓了很多人，犯罪还不能制止的根本原因。（《汉书·董仲舒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