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涉及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从1967年起连续出版了《大陆中国的经济概貌》（1967年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1972年版），《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1975年版）、《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1978年版），1982年又出版了《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中国》。其中后三本书已有中译本。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中译本），中国财经出版社，1977年。）是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于1975年7 月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报告的汇编。据称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有28位美国国内外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有15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大学，其中包括商务部、中央情报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在这本书里，有相当大部分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问题的。包括：1.工业发展史。 如“1949年至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用工业”、“中国的工业体制”、 “中国工业工人的积极性”、“中国石油工业的增长与前景”和“中国的钢铁工业”；2.农村和农业。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业”、“牵制中国发展的几个因素”、“1963年至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社体制”和“中国农村的工业化”；3.基本建设与电信。如“1949 年至1974年中国的基本建设趋势”、“1949年至1974 年的国内和国际电信”；4.国防经济与对外贸易。如“1965年至1974年中国的国防负担”、“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关系”、“1950年至197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此外，他们还研究了中国的技术引进和推广、中国的人口问题、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布局、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等等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中译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0年。）也是由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组织了37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会同美国13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大学编写而成的。书中集中研究了中国的以下问题：1.制造业和采掘工业。如“中国的政治斗争和工业增长（1965—1977年）”、“中国机械工业的调查”、“中国能源的系统分析”、“中国矿产经济”和“中国的电力工业”；2.人口和劳动力的利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增长”、“中国在实现现代化中有关科学和技术的若干问题”、“中国1949年至1978年的就业政策（以农村生产妇女为重点）”；3.农业。如“中国的农业生产”、“中国的粮食贸易”和“中国农业技术政策和能力的演变”；4.对外经济关系。如“中国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和“中美商业关系”等等。 1982年，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再次组织编写了《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中国》（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中国》（中译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5年。），集中研究了“中国工业管理的改革”、“中国运输事业的发展（1971～1980年）”和“中国的劳动力（1957～1980年）”等经济史问题。 前苏联学者克娜瓦洛夫和莫洛佐娃研究了1949～1974年的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发展问题。莫洛佐娃认为在1974年中国有483 200 000 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大约58%，其中有22%的人口居住在城中。她还估计，1974年，中国城镇人口约为1.7亿，占总人口的20%。 她还研究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粮食产量问题。（注：彼得罗夫、莫洛佐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年。）对于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研究，他们大致把1949年到1957年作为一个时期，1958年到70年代末作为另一个时期。他们认为中国在第一时期遵循了既定的依靠苏联的路线，出现了工业的迅速增长，并为中国工业此后的成功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尔后出现了大跃进，采取冒险主义方针强调在主要工业部门实行手工业方式的群众运动，产品质量急剧下降，对原有工业的过度使用以致达到了恶化的边缘；以牺牲其他经济部门为代价，把大批辅助劳动力投入工业生产中。斯拉德科夫斯基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发展的问题与矛盾》（注：斯拉德科夫斯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发展的问题与矛盾》，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4年。）一书对这些问题作了较多的分析。 进入90年代以后，俄罗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重点转移至对经济改革经验与教训上。从下面的文献不难看出，俄罗斯学者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В·波尔吉亚科夫在《中国的金融市场》（注：В·波尔吉亚科夫：《中国的金融市场》，载于俄《远东问题》，1991年，第1 期。）一文中指出，中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派生性的有价证券市场因素逐步形成，到1990年中期，从事有价证券业务的公司已达38家，遍布许多大中城中。从1986年起，在广州、上海和深圳建立了外汇调节市场。作者认为，由于各种形式的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了中国调节各种活动的法律的制定，如银行法、票据法、有价证券法、金融市场管理法等等。Л·莫罗佐娃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面临的难题》（注：Л·莫罗佐娃：《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面临的难题》，载于俄《经济与工业生产组织》，1991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改革的前10 年，中国顺利完成了现代化20年规划的前10计划。但中国的改革也有许多缺陷。她指出，中国经济的高涨与衰退、经济改革的“前进”与“后退”的周期性交替，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带着一种缺陷，即当经济改革经历一段高潮后，就用一定时间去进行整顿，从而形成一个公式：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К·基亚年科在《远东问题》发表《住宅私有化：中国的经验》（注：К·基亚年科：《住宅私有化：中国的经验》，俄《远东问题》，1991，第4期。 ）指出中国现行的住房制度是在苏联的直接影响下于50年代形成的。30年一贯制使得中国根本无法解决尖锐的住房问题。1977年，一个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积仅有3.6 平方米。1978年政府开始实施居民住房投资体制的改革计划，到1985年，所投资建设的居民住宅面积超过这之前28年的总和。住宅建设改革的第一步是改变住宅建设的投资结构，吸引集体和个人的资金。第二步是住宅建设的商品化和公有住房的私有化。到1985年，出售给城市居民的住宅总面积为400万平方米。 提高房租是促使人们购买商品房和将公房变为私房的重要措施。А·克鲁格洛夫研究了中国的乡镇工业，他在《中国的乡镇工业》（注：А·克鲁格洛夫：《中国的乡镇工业》，俄《远东问题》，1990，第5期。）一文中指出，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8年的10年间，中国的乡镇工业以平均每年38%的速度发展，乡镇工业产值已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6%。到1988年，乡镇工业的固定资产达1 700亿元人民币，周转资金达1 000亿元人民币。乡镇企业已经具备了独立发展的能力，并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生产力。对于我国在70年代末期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俄罗斯学者的基本看法是承包制使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也存在着许多潜在问题。И·纳乌莫夫在《中国的家庭承包制》一文中（注：И·纳乌莫夫：《中国的家庭承包制》，俄《远东问题》，1990，第5期。）指出，中国农村80 年代初进行的改革，是把土地还给了能为自由集市劳动的农民。在5至6个月期间，570万个生产小队变成了1.8亿个个体农户。分散了土地、农具、牲畜等公有财产，他认为农村承包制所取得的成果最初被过高估计了，然而，这并没有解决生产问题。1985年谷物和棉花生产急剧下降。1986 ～1987年略有回升，1988年又有下降，人均口粮从330公斤减少到308 公斤。В.库尔巴托夫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率先进行改革。改革头几年，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增长，乡镇企业得到发展。到80年代中期，大多数农业家庭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领域的困难和问题日渐突出。首先是自然因素，其次是随着城市改革的推广，城乡之间的矛盾加剧。（注：В·库尔巴托夫：《80年代中国农村的成就与困难》，俄《经济科学》，1990，第2期。 ）Л·勃尼提出了《家庭承包的潜力是否耗尽？》（注：Л·勃尼：《家庭承包的潜力是否耗尽？》，俄《远东问题》，1991，第1 期。）的问题。作者肯定了头6年农业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 指出这些成就的取得是许许多多主客观因素高度密切配合的结果，并非仅仅是家庭承包所致。他指出过分迷恋于家庭承包制，将多样化的经营形式统统归结为这种唯一的承包形式，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向家庭承包制过渡缺乏应有的管理，致使集体经济基础遭到破坏，某些基础设施被毁，从而削弱了家庭经营本身。М·索恩采娃在《中国价格改革的教训和前景》（注：М·索恩采娃：《中国价格改革的教训和前景》，俄《俄罗斯经济杂志》，1993年，第3期。）一文，研究了中国价格改革的历史过程。 她将中国的价格改革分为两大阶段，1979年至1984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价格构成机制变化仅仅是把制定价格的权利由中央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第二阶段从1984年至今。这一阶段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已具备系统性，价格改革的重心随着必要条件的成熟而转向逐步自由化。国家取消了对非生产性大众消费品价格的控制。1992年以后，加快了改革步伐，在农产品自由定价方面又采取了新的步骤，包括实行食糖自由定价；在前期对生产资料实行了所谓的价格双轨制的基础上，1992年国家再次宣布对生产资料的大规模价格自由化， 取消了国家对593种产品的控制，其中包括石油、几种钢材、铝材、大部分机床产品和机电产品。她认为，中国价格改革总的来看与经济改革的其他方面是协调一致的，价格体制的市场化程度未超过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