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多次发生过通货膨胀，而其中宋徽宗时期的那一次，表现得尤为典型。 宋徽宗时期发生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主要是：（一）财政开支浩大。冗兵、冗官、冗费占了政府开支的极大部分。如早在崇宁年间，仅湟州戍兵即费钱一千二十四万九千多缗。同时，官僚机构臃肿。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御史中丞张克公说：“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①此外，宋徽宗又在蔡京“丰亨豫大”之说的诱惑下，大兴土木，设立应奉局，兴办花石纲，举行“千道会”，费用以亿万计。（二）奢侈消费膨胀。徽宋时期统治阶级生活十分奢侈。如宰相蔡京请客，仅蟹黄馒头一味即用钱一千三百多缗。住房建筑必须“度前规而侈后观”②。至于皇室、贵族、官僚日常享用之物无不价格昂贵。（三）物质生产萎缩。这是宋徽宗时期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当时的生产萎缩，除了频繁的天灾，致使民不聊生，“耕稼失时”③，“至自相食”④，更重要的是残酷的封建剥削破坏了生产，使“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⑤。 宋徽宗时期封建统治者的浩大开支，使现钱不足应付。于是，北宋政府便采取了铸大钱、劣钱和滥发纸币、度牒等通货膨胀手段，企图弥补财政赤字和满足统治集团奢侈生活的需要：（一）铸当五、当十大钱。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十二月，北宋政府令陕西铸折五铜钱，次年又先后令陕西等地铸折十钱、“圣宋通宝”当五大铜钱。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又令各路铸造“崇宁重宝”御书当十钱。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又铸御书“大观通宝”当十钱。当十钱先后为害达十年之久。（二）造夹锡钱等劣币。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二月，蔡京令陕西铸造夹锡当二及当十大钱。夹锡钱是一种用铁铅锡合金铸造的劣质钱⑥，但折二夹锡钱却要当两个铜钱使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直至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又不断命令诸路铸造夹锡钱。（三）滥发纸币及度牒等。自崇宁元年至大观元年（公元1102-1107年），共增印四川交子二千四百三十万缗，相当于仁宗天圣年间规定的每界发行定额的二十倍。大观年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而且不备本钱滥加印发。同时，北宋政府还超量发卖僧道度牒来敛取货币，使之成为一种变相纸币。神宗熙宁年间，每张度牒价钱为百三十千，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增价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每年竟出卖度牒三万多张。 宋徽宗时期，北宋政府投放大钱、劣钱、纸币等数量过多，大大超过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违背了货币流通规律。而这些大钱、劣钱和纸币又缺乏贮藏职能，因而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一）私钱泛滥。因当十大钱每文只重三钱，故不足三个小平钱即可改铸一个当十钱，私铸有利可图，于是民间盗铸蜂起。此外，民间又以药染擦夹锡钱冒充当十铜钱使用，也有伪造交子和钱引的。私钱数量极多，流散各地，不利于商品交流，影响极坏。同时，据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统计，因造私钱而被投入监狱者十多万人，不仅大大削弱了社会生产力，而且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二）货币贬值。由于当十钱仅重三钱，其中有虚价将近两倍，故其一出笼，即产生了“物重钱轻”的现象，甚至“商贾不行”⑦。夹锡钱流通后，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在陕西曾贬值四十倍。大观年间，钱引每缗只值钱十数个，度牒也由徽宗初年每张二百二十千降到二十千。（三）物价暴涨。由于官私当十大钱的大量投入流通领域，于是“滥钱为多，百物增价”⑧。周行已说：“自行当十以来，……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夹锡钱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贵。”⑨钱币贬值，使“告身、度牒、交子、钱引之类，率皆亏损价值，遂使富商坐邀厚利，刍粮踊贵”⑩。（四）社会动乱。通货膨胀激化了阶级矛盾，引起人民反抗。正如监察御史沈畸所说：“钱轻故物重，物重则贫下之民益困，而饥寒之患，此盗贼之所由起也！”(11)又因陕西夹锡钱的贬值，使边境军民十分贫困，士气低落，国防削弱。而物价飞涨，又使从事投机买卖的“官倒”乘机哄抬粮价，严重搅乱了市场。宣和末，东京“斗米千钱，民兵缺食”(12)。 宋徽宗时期的通货膨胀，使民不聊生，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北宋政府为了稳定封建统治，也曾力图遏止通货膨胀，克服由通货膨胀造成的种种弊端，然而结果救弊措施失效，北宋王朝终于灭亡。宋徽宗不能遏止通货膨胀的原因何在，便是本文所要阐述的内容。 一、无法紧缩货币 从徽宗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要紧缩货币，必须缩减大钱、禁绝私钱、节约开支。可是这三方面，北宋政府都做不到。 （一）无法缩减大钱 早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因右仆射赵挺之与蔡京意见不合，反对使用当十钱，朝廷曾先后令福建、广东停用当十钱，荆湖、两浙、江南、淮南各路改当十钱为当五行使。次年，又令以上各路停止改铸折二钱为当十钱。可是，同年朝廷又宣布：京畿、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熙河当十钱仍旧，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北宋政府为什么不能下决心彻底废除当十钱呢？因为有实际困难。通货膨胀这毛病很难整治，已经变化了的币值，如果又要人为地去调整，必然会有许多人要受经济损失。宋徽宗虽然已认识到当十钱害民，欲改为当五、当三，但他恐怕这样做会使积资钜万的大商人产生怨恨。其实将当十钱突然改为当五、当三使用，吃亏的不光是大商人，还会损害更多人的利益。正如周行已所说的：“自十而为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为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13)但不改又不行。如让人民将大钱向官府兑换小钱，小平钱又不足。于是徽宗下诏：“当十钱惟京师及陕西、两河许行，诸路并罢，令民于诸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钞，自一百至十贯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钞引法。”(14)可是，小钞这种纸币，因缺乏铜钱作发行准备金，未能取得民间信任。同时，官吏偷懒怕麻烦，“惮于书造，止给一贯小钞，细民难于分擘行用”(15)。况且“小钞之法，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贯，民之交易，不能悉辨其真伪”，“输于官而不可得钱”，“是以，东南之民不肯以当三易钞”(16)。可见用小钞来收兑大钱的作法，效果并不理想。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正月，蔡京再度登台拜相，又大肆推行当十钱。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蔡京再罢相，次年，张商英当宰相时，曾痛斥当十钱之害，下令禁用并停铸当十大钱，限民在半年之内将公私当十钱就地送官，每十千给银绢各一匹两，然后拣出劣质私钱改铸小平钱，将合格当十钱折三行用。可是，直到这年八月四日，“令出五十日而犹未大孚”(17)。究其原因，仍然在于有钱的人怕吃亏。政策多变也确实危害不浅，当时“钱钞屡更而商贾不行”(18)。徽宗下了很大决心，又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五月七日下诏：“自五月八日应公私当十钱并改作当三行使”(19)。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要推行当十改为当三之令，阻力仍不小。那些财钱众多的官僚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大造舆论，一面放风说，当十钱“不久必复旧，可畜以待也”，一面挑动群众不满情绪说，“当三则亏汝，当七则折中矣”(20)。有人甚至公然歌颂当十钱，如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永嘉知县虞防上言说：“朝廷昨行当十钱，最富国便民良法也，……改为当三亦误国之一也。望特许兴复，以便上下。”(21)此外，铸钱铜料缺乏也是北宋政府未能彻底废除大钱改铸小平钱的原因之一。但是铜料缺乏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因为即使行用纸币这种货币符号，只要发行量控制得当，也不会造成通货膨胀。而蔡京却以缺铜为借口不铸小平钱，当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宇文粹中弹劾观望复铸当十钱不铸小平钱者，蔡京就出来辩护说：“无铜教他如何做也！”(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