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立股份公司是学习西方的产物，第一家股份公司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创办的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企业多称为“局”，实即公司。光绪三年（1877年），官督商办的股份公司开平矿务局成立。从此商办的股份公司一度如雨后春笋地争相设立。光绪八年成立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在《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叙及章程》中说：“人见轮船招商与开平矿务获利无算，于是风气大开，群情若鹜，期年之内，效法者十数起。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股票）为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隆替也。”（注：《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可见人们对公司的狂热。 当时的股份公司多不规范，光绪八年就发生了股票的狂跌。从年末起上海发生了金融危机——倒帐风潮，风潮的起因就是股份公司的纷纷倒闭。光绪九年钟天纬谈到这次风潮时说：“近年开矿争设公司，去岁沪市倾倒银号多家，十室九空，均受其累，至今视为厉阶。再欲纠股集资，虑无不掩耳而走。”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而“西国每立公司，必禀请国家，由商部派员查勘，事实可凭，利亦操券，始准开办。每一公司由各股东公保董事十二人，由总董事再推总办正、副各一，而每人亦必有多股于中。总办受成于各董，各董受成于各股东。上下箝制，耳目昭著，自然弊无由生。”（注：《刖足集外编·扩充商务十条》。）他认为西方的董事会制度是防止各种奸弊的良方。 直到清末，股份公司的发展仍不理想。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早已停业。以后直到清亡，不再有证券交易所的设立。 清末对股份公司最有研究的是梁启超。康有为则在民国初年宣传了股票市场。以下分别介绍这两人的股份制思想。 梁启超论托拉斯 光绪二十九年，梁启超游历美洲回到日本后，作《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注：《饮冰室合集·文集》（14）。），宣传美国的托拉斯制度。 托拉斯是大公司，它的基础是众多股份有限公司。梁启超说：“托辣斯者，原语为Trust，译言‘信’也。……盖多数之有限公司， 互相联合，而以其全权委诸少数之人为众所信用者，故得是名。”他把托拉斯称为生计（经济）界的新魔王，“生计界之帝国主义”，认为不到五十年，全世界的生计界将只余下数十大公司。 梁启超认为托拉斯起于“自由竞争之极敝”。他分析说：自由竞争带来了19世纪的文明，但过度的自由竞争又造成了“病国病群”的后果。由于生产力骤增，消费力不能相应提高，导致生产过剩，物价下跌。小资本家纷纷倒闭，“而大资本家亦綦（极）惫”。资本家不得不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或使用女工童工。“弱肉强食，兼并盛行，于是生计界之秩序破坏”，“此近世贫富两极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其结果则是“举天下厌倦自由，而复讴歌干涉”。为了解决生计界的恐慌，需要联合经营，这是托拉斯之所由起。它的产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夫政治界必趋于帝国主义，与生计界之必趋于托辣斯，皆物竞天择自然之运，不得不尔。而浅见者从而骇之，从而尼（阻）之，抑亦陋矣。”认为反对托拉斯是违反历史潮流的。 梁启超介绍了托拉斯的历史，指出它始于1882年的美国煤油托拉斯，托拉斯是美国的特产物。他说托拉斯符合经济学的原则：“生计学有最普遍最宝重之公例一焉，曰以最小率之劳费，易最大率之利益是也。而托辣斯则达此目的之最善法门也。”列举了托拉斯之利十二条：可以得廉价原料；可以善用机器而尽其所长；可以使分工日益精密；可以制造副产品；能节制生产，调节供求，避免物价涨落无定；能光大事业，扩张销路；能淘汰冗员，节减工资支出；可以节省一切竞争冗费；可以节省运费；能坚定客户信用；不怕市场恐慌；可以交换知识，奖励技术，成为全社会的利益。 至于托拉斯之弊，梁启超虽然也举了十条，但往往作出否定性的分析，认为不一定真有其弊。如第四条是使多数个工人糊口路绝，他分析说：“今托辣斯之果病庸（工人）与否，尚未能确言。借曰有之，然使斯举苟诚为生计界进化之正轨，为国民社会之公益，则虽使劳力者忍一时之苦病，亦岂得已。”又如第九条是会造成工人失业，或减低工资，或延长劳动时间，他分析说：“夫因托辣斯而劳庸之一部分或致失业，固也。然社会之进步，必须忍其苦痛，不能以小数之不便不幸而为全体障也。况所谓不便不幸者，又不过一时之现象，过其时而食其利者或更进于前也。”他还根据美国劳工局1899年的调查报告及美国乔治康顿博士书中的统计资料，证明托拉斯成立以来，雇佣工人人数和工人工资都提高了，据此得出结论：“故托辣斯者，亦调和资本家与劳力者之争阋一法门也。” 梁启超认为不及十年，托拉斯将披靡于中国。主张中国也急起直追，像丝、茶、皮货、瓷器、纺织品等重要产品都用托拉斯法进行生产。认为这样“安见不可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也”。 从梁启超对托拉斯的宣传来看，说明他思想的敏锐，能抓住新事物进行研究。他对托拉斯持肯定的态度，希望中国仿行，这同他认为振兴实业首先要靠大资本家的观点是一致的。 梁启超论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建立托拉斯到底还是隔靴抓痒的事。宣统二年（1910年），梁启超又作《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注：《饮冰室合集·文集》（21）。），着重讨论了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问题。这题目更贴近于当时中国的实际。 梁启超指出，中国“以抵制外货挽回利权”为目的而创立的公司所在多有，已呈部注册的亦不下千家，但“不惟未兴者不能兴，而已举者且尽废”。“所谓新式企业者，以股份有限公司为其中坚者也。今日欲振兴实业，非先求股份有限公司之成立发达不可。”他认为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发达的原因有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