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继法币之后发行的一种纸币，始于1948年8 月20日，停于1949年7月3日，历时仅十月余，是中国历史上贬值速度空前的货币。迄今，身历其事者仍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对于此段恶性通货膨胀史，应细密梳理，深刻总结，警惕世人。有关经济史教材、著作对此虽有所论及，然多语焉不详，缺乏具体研究。究竟金圆券是在什么背景下发行的？币改方案是如何出台的？金圆券发行之初的效果如何？其最终崩溃的过程又如何？给人们什么启示？都需要做系统的探讨和回答。以下分而述之，不妥之处，敬请匡正。 一、遏制法币极度膨胀的失败 ——金圆券的发行背景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取消法币，改发金圆券，是因为法币的极度膨胀给其财政经济、政治军事带来了致命威胁，迫使其不得不改弦更张，以解燃眉之急。 法币在发行之初（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流量不大， 较为稳定，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量急剧上涨，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 比抗战前夕增长了约396倍。然这一膨胀速度，与日本投降后相比，不啻霄壤之别。国民党自恃实力强大，重燃战火，企图迅即消灭中共，以致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剧增，法币发行垂直上升。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以前， 法币发行额增至604万亿元，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 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余万倍。法币膨胀连带物价飞涨，物价狂涨反过来又加速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乃至印刷的钞票还末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2000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注：杰克·贝登：《中国震撼世界》， 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05页。）法币完全丧失了价值符号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 法币的极度膨胀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行政院宋子文内阁、张群内阁相继采取措施，企图刹住法币膨胀狂势，无奈皆以失败而告终，币制改革遂成为没有办法的办法。 宋子文的杀手锏是抛售黄金。在日本投降前夕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他就狂言：“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 也就可以控制金融。 ”（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页。）1946年3月8日，宋令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按市价在上海市场大量配售。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注：《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第156页。）但在同一时间，法币增发了32483亿元， （注：吴岗：《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6页。）黄金抛售所回笼的法币仅占其中的1／3。可见，黄金抛售未达到控制法币膨胀的预期目的。“黄金风潮案”的爆发，更宣告了这一措施的彻底破产。握有大量游资的达官贵人看到购买黄金比囤积货物更有利可图，于是大做黄金投机生意，黄金抢购浪潮日甚一日。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宋子文被迫下令停止出售。就在黄金停售的前几天，一些投机商意识到中央银行存金已尽，更加紧抢购，以致黄金价格暴涨，商品市场大乱，此即闻名上海的“黄金风潮案”。宋子文承认“政策运用”不当，辞去行政院长之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则被撤掉职务。 宋内阁倒台后，由政学系头目张群继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为副院长，俞鸿钧仍任财政部长，张嘉
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想走马换将，压住黄金风潮和通货膨胀。张内阁立即以严禁抛售黄金、取缔黄金投机和管制外汇等办法，取代宋子文的黄金自由抛售政策。同时，加强敌伪物资抛售，发行了4亿美元的短期公债和库券，以图回笼法币。 但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徒劳的，通货膨胀速度继续加快，物价涨潮接踵而来，张群内阁也被迫下台。其间，张群曾提议由王云五特别研究财政，王认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注：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2册，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第206页。 ）张内阁也曾拟制币改方案，并要求得到美国资助，但随着张群的倒台，终成泡影。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 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二、王云五币改方案的出台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1946年1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 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
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注：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2册，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第206 页。）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上海的一些报纸对他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