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了紧闭的国门，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代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汽轮、火车、水雷、电线、开矿、炼铁机器，代表西方骄人的物质经济成就的大量新奇而廉价的日用品随同鸦片一道涌进中国，如陈炽所说泰西诸国“挟其新器新法，长驱以入中国，中国弗能禁也”。（注：陈炽《续富国策》自序。）长期与世隔绝的中国人一下子惊异地面对一种比自己先进强大的文明。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中产生了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他们中有的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有的是封建官僚洋务派，有的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革命派。尽管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对开放的认识也有高下深浅之别，但他们大多能超越封闭保守的小农意识，放弃自大狂妄的无知态度，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在变，中国也必须变。他们认真思考西方国家所以富强、中国所以贫弱的原因，以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襟怀看待西方各国的成就和经验，承认有借鉴学习的必要。这种鲜明的开放意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思想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和最突出的特点。 一、对闭关锁国的批判与反思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开放意识的觉醒起自对闭关锁国传统思想和政策的怀疑和批判。当时许多主张对外开放的著名人物都开始意识到中国这一老大的中央帝国已经不再拥有昨天的辉煌，同西方相比，中国已大为落后。而导致中国贫弱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的观念和政策以及最高统治者那种“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注：《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八。）的愚蠢狂妄的心态。严复批评说：“议者知务农矣，而又为闭关锁国之说，又于一切电报、铁轨、通商之事，皆深恶而痛绝之，不知使货出于地而莫与之通，虽国家筹甚巨之款，以备车牛借子种置屋庐于民，民今为之，不二三稔，其委而去之，又自若也”。（注：严复《原富》译者按语。）谭嗣同反对守旧顽固派“通商致贫”的观点和“闭关绝市”“重申海禁”的主张，认为“匪惟理不可也，势亦不行”。（注：《仁学》。《谭嗣同全集》。）洪仁玕指出如果继续坚持闭关锁国而不思变更，只会使中国“全体闭塞，血脉不通”。（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刑刑类》、《风风类》、《法法类》。）许多人认识到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工商业的发达，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许多方面已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要自我封闭起来既不可能，也不明智。薛福成说：“当此万国相通之世”，若仍拒绝与别的国家来往，拒绝吸收别国的经验，只会使国家更加贫穷落后。对于西方的先进工艺技术，机轮汽船，管理方法和经验，顽固派借口“从前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加以拒绝。薛福成批评说；“守不用机器，调济贫民之说者，皆饥寒斯民，困厄斯随民者也。此从前闭关独治之说，非所施于今日也。”（注：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陈炽讥讽顽固派因“恶西人而兼摈西法”是“坐井观天，终至坐困，”（注：陈炽《庸书》外编，卷上。）康有为批评他们“以重农故，则轻工艺，故诋奇技为淫巧，斥机器为害心，锦绣纂组，则以为害女红，乃欲驱末业而缘南亩，此诚闭关无知无欲之至论矣。”（注：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并指出，“方今万国交通，政俗学艺，日月互校，优胜劣败，淘汰随之，置我守旧闭塞无知无欲之国民，投于列国竞争，日新又新之世，必不能苟延性命矣”。（注：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必须因势利便实行开放政策，吸收借鉴各国的长处。陈炽主张“无中外，无华夷，无物我，人而已矣。其与政与教也，善者取之，不善者弃之。有益于民，有益于国者行之，否者斥之”。（注：陈炽《续富国策》自序。）康有为说：“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外侮交侵，闭关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讲求。”（注：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对于惯于以天朝上国的老大自居的中国人，要承认自家落后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坦诚才能做到的，冯桂芬在这点上显得很有风度：“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居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注：冯桂芬《校芬庐抗议》下卷。）也正因此冯桂芬提出了借鉴学习西方国家的必要：“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注：冯桂芬《校芬庐抗议》下卷。） 面对东西方两大文明激烈碰撞这一亘古未有的剧变，他们中许多人能正确认识到这对中国既是一种压力和挑战，也是一种动力和机遇，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冯桂芬说：“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自强之时也。不于此时急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注：冯桂芬《校芬庐抗议》下卷。）“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之鱼肉，何以堪之？”（注：冯桂芬《校芬庐抗议》下卷。）王韬也说：“善为治，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注：王韬《弢园尺牍》。）“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注：王韬《弢园尺牍》。） 二、对对外开放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 对外开放有何意义和作用，许多人对此作出了阐述，成为开放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可以同外国交换商品，补国内生产之不足。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与外国通商，换回国内所需要的商品，也输出多余的国内商品，互通有无。王韬说：“贸易之道广矣哉，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便远近，其利至于无穷。”（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所论不限于外贸，但适用于外贸。这里所说的“通有无”，用王韬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中国之货物运行于外洋，以外洋之土产消流于中国”（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谭嗣同说：“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西人商于中国，以其货物仁我，亦欲购我之货物以仁彼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如果将这些见解同顽固派所持的“宜令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注：管同《禁用洋货议》。《因寄轩文集》卷二。）的主张比较一下，二者的高下正谬就再清楚不过了。 第二，有利于引进资金，弥补国内发展资金的不足。资金短缺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引进国外资金。孙中山说：“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美洲发达，南美阿根廷、日本帝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注：《孙中山选集》上卷。）“款既筹不出，时又等不及，凡我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注：孙中山《总理全集》第二集。）朱执信也认为利用外资解决发展资金不足是可取的，应允许各国“共同投资”。（注：《朱执信集》下册。）张謇说：“至于铁矿需本尤重，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得当，权限分明，既借以发展地质以蕴藏，又可以赡贫民之生活。”（注：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
